講故事從來就不是“羊大為美”

《窺探》及其番外篇《窺探：捕食者》無疑是今年韓劇年中、甚至是年終盤點時，不可繞過的重要一章。

“如果可以通過胎兒基因檢測是否為精神病患者，肚子里的孩子被確認是患者，您是否會選擇生下來？”《窺探》延續(xù)了韓劇近些年流行的高設定，直接將效果拉滿，在開播之初便將觀眾的興趣拉至最高點。

該劇的英文片名《mouse》似乎更切近該劇的氣質(zhì)內(nèi)核：小白鼠。劇中主角鄭巴凜作為“惡二代”是其父親“換腦手術(shù)”的實驗對象，導演崔俊裴開集便用一組蛇與鼠的鏡頭給出了故事的隱喻。在我們的常識中，蛇是鼠的天敵，然而，鏡頭下卻是老鼠咬了蛇。劇外，編導與觀眾一起，隨著劇情的推進共同進行一場社會思想實驗：惡究竟是先天基因的締造？還是能被后天環(huán)境所改變？

具體來說，《窺探》的設定是這樣的：如果精神變態(tài)的基因可以從胚胎狀態(tài)中檢測出，被識別出攜帶此基因的胎兒有99%的可能是共情閉合的變態(tài)殺人狂，剩下1%的可能是：這會是一個天才。這個幾率要不要賭？敢不敢賭？

如若不敢賭，由此通過墮胎法案，涉及的是胎兒是否有人權(quán)的倫理問題。尤其，對于法律層面與宗教層面都反對墮胎的韓國來說，這一思想實驗與現(xiàn)實的語境發(fā)生著粘連，并具有十分切實的指向性。女性是否對自己的身體享有權(quán)利？胎兒又能否算“人”？在2020年的韓國，除一些特殊情況之外，女性墮胎仍會面臨刑罰，有關(guān)墮胎的合法化問題的討論也一直處在輿論的中心。

如果要以99%絕對的、壓倒性的大多數(shù)去抹殺掉那1%的生存權(quán)，這種邊沁式功利主義的做法，將所有的價值都表述成一種通用的貨幣價值。用99%與1%精確地比較利益、計算得失，如此做法意味著冰冷地計算犧牲與代價。

可是，選擇犧牲誰？誰又“應該”被犧牲呢？這個“應該”又有誰有審判的權(quán)利呢？

這個經(jīng)典的“電車難題”，被裹上了一層軟科幻的外殼，再次被推出。尤其，劇情還燒腦地夾雜了兩個“惡二代”，究竟哪一個才是真的變態(tài)兇手？是看起來情感淡漠的醫(yī)生？還是正直的新人刑警？能否有人能夠打破99%的魔咒？懸疑之上再疊反轉(zhuǎn)，甚至于魔幻地安排了腦前額移植手術(shù)，換腦后劇集的重重迷霧又濃了一度。

《窺探》首先拋出來的全民選擇是，25年前，轟動一時的殺人案后，以一票之差，最終未能通過墮胎法案。然而，當時間線拉到25年后，當時幸存下來的、攜帶精神病態(tài)基因的兩個孩子長大了，震驚全國的連環(huán)殺人案又再次發(fā)生，兇手是他們中的哪一個？變態(tài)殺人犯的孩子，是不是必然會長成一個殺人犯？這種宿命式的“被預判了的預判”，是否還有翻盤的可能呢？

犯罪預防，這樣的社會思想實驗，一直是創(chuàng)作的熱門命題。不止韓劇，遠到菲利普·迪克與斯皮爾伯格的《少數(shù)派報告》的預知犯罪，近到號稱“社教派”的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疑罪應當從有還是從無？犯罪預警的警戒線應設置在動機還是行為？

又該如何面對和理解“純粹之惡”？《窺探》故事的第二層同樣在于此：當我們定義“法”時，是選擇實證主義的絕對中性之法？還是選擇非實證主義的、包含了良與惡之判定的、正義絕對性的法？

精神變態(tài)的殺手，固然在腦科學的研究層面被部分地驗證存在著基因缺陷，或是腦神經(jīng)共情回路的閉合。但后天的環(huán)境，社會的環(huán)境能否將這株“惡”結(jié)出天才之果，社會的悲劇能否有挽回的機會？因為共情缺失導致的先天人格障礙，會不會必然引發(fā)后天的“惡”？基因就如同人搭載的出廠設置，如何編寫自身的“程序”還要看現(xiàn)實代入的公式如何，就這樣，《窺探》的敘事野心又想將“社教派”納入囊中。

當然，這還源于故事的構(gòu)思來自韓國一個真實的案件，2017年仁川發(fā)生了一起慘案，“仁川小學生被殺事件”，虐殺女童的是一個19歲的女孩。當被問及有何遺憾時，她在被害者家屬面前回答道，“天氣這么好，我卻無法出去欣賞櫻花”。而《窺探》結(jié)局處作為“惡一代”的韓書俊說了同樣的一句臺詞：“這種天氣還不能去賞花，好傷心”。在社會悲劇面前，人們的理性與認知會找尋一種“合理”的回答。所以有了種種面向“惡之因”“惡之花”“惡之果”的思考。

隨著故事展開，解謎的線索逐漸深入，懸疑與軟科幻的殼子層層剝落后，故事的內(nèi)核還是韓劇的三板斧——在愛的呼喚與反思中去講：人有選擇。這樣，兜了一個圈，《窺探》故事似乎回到了2020年熱門韓劇《惡之花》的回答：男主父親的殺人犯基因，如同鎖在他血管上的詛咒，但他仍在與妻子的愛中一次次地與命運抗爭，最終獲得了成功。不過，主人公鄭巴凜將《惡之花》的社會思想實驗向前推進了一步。

換腦手術(shù)的魔幻設定，新的大腦讓故事主角擁有了再選一次的機會，“我是誰”，我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鄭巴凜身上被涂上了一層追問自我的色彩，這個包含哲學式掙扎的角色極易讓人跳戲到《拆彈專家2》中劉德華飾演的潘乘風，失憶后被“洗”為一張白紙的潘乘風，在做好人與做壞人之間反復橫跳。他的選擇，善惡一念之間，“信，就是警察；不信，就是恐怖分子”。關(guān)鍵在于，信念與選擇。而人之為人，就在于人有選擇。

類似的，《窺探》的結(jié)局處編劇讓鄭巴凜與兒時的自己相遇，讓這個沒有共情能力的殺人狂，能夠懺悔、感受痛苦、希望贖罪。他向上帝祈禱不想變成怪物。圖窮匕見，劇情的重點再次轉(zhuǎn)了個圈兒，編劇最終的企劃意圖終于露出：將對現(xiàn)實的思考嫁接到了心靈與信仰的力量上，最終解決的辦法在于懺悔之心。

在極限設定里“狂飆”、經(jīng)歷三次急轉(zhuǎn)彎的強反轉(zhuǎn)，可以理解為是劇情的起伏與懸念。同時也暴露出了編劇駕馭高設定故事的短板，倫理、科學、社教、宗教……《窺探》可以算是麥基所說的以情節(jié)見長的“大故事”，然而，這個大故事內(nèi)里是“設定”撐起來的虛。似乎只要當敘事節(jié)奏足夠快、反轉(zhuǎn)足夠多，觀眾便可無暇去細究其合理與否，可謂是一力降十會。

然而，一個好的故事不見得是“大故事”。比起對角色人性幽暗處濃重的描摹，《窺探》花在懸疑之“骨”銜接上的筆墨顯得過于簡筆畫、太兒戲了。精彩的設定可以撐起“炫技”，卻也容易讓角色成為在極限設定里“跑酷”的工具人，再次去人性化，從而失去獲得觀眾真實感的投名狀?？梢哉f，若繼續(xù)向極致浮夸的“天空之城”攀登，韓劇那些關(guān)注的現(xiàn)實問題必定會被再次“折疊”。

韓劇《窺探》顯然走的是復制美劇的模式，但這類懸疑罪案韓劇還有“回頭路”可走嗎？還是只能將“跑酷”進行到底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