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疑感欠缺合理性《古董局中局》與原著口碑分道揚鑣

懸疑感欠缺真實合理性《古董局中局》與原著口碑分道揚鑣

鄭煥釗

觀點提要

一方面，電影中包括許愿、藥不然、黃煙煙等在內的一眾人物的身份處境、個性特征與行為動機的可信度沒有被建立起來。另一方面，電影敘事中，作為“懸疑感”營造的“有限性”人物視點的真實性缺位，以及與此視點相關聯的人物沖突感的缺失，形成敘事“懸疑感”的虛假營構。正是這些問題，使《古董局中局》作為一部懸疑電影的快感，只能依賴于與懸疑感無關的炫目比斗場景與葛優式喜劇幽默來建立。這也是其口碑尷尬的根本原因。

馬伯庸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古董局中局》，因《長安十二時辰》等作品改編的成功帶來IP效應，在上映前本具有較高期待度，但隨著電影上映，豆瓣評分不斷刷低，未能達到觀眾的預期。在有成功小說的前提下，電影《古董局中局》的口碑下滑，頗具典型性地表征著當下國產懸疑電影敘事存在的明顯缺陷。

事實上，無論何種類型的懸疑敘事，其敘事邏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現實邏輯的建立，需要符合實證主義的科學精神、也需要符合生活真實與心理真實的現實基礎。這是因為，“懸疑感”的成功建立，無不依賴于合乎科學邏輯、生活邏輯與情感邏輯的細節之上。這就要求，無論是人物塑造的真實性(性格、能力與動機)、還是人物行動及其情節推進的合乎邏輯，都是敘事成功的前提與基礎。以此衡量，《古董局中局》的缺陷就極為明顯。

從根本上，《古董局中局》的問題在于其人物角色“真實感”的欠缺，對懸疑敘事的藝術真實所帶來的影響。藝術真實不等同于現實真實，它可以基于某種擬定情境、架空世界來構建讓觀眾信以為真的藝術體驗。但這種“真實感”需要建立在人們可以理解的現實生活邏輯及其細節展現之上。因此，無論是想象性敘事還是現實性敘事，基于現實主義邏輯的真實感的構建，都是敘事能否成功的基礎。在懸疑敘事中，敘事“懸念”的環環相扣，極其依賴于觀眾對敘事細節的關注，并需要充分調動觀眾的生活經驗參與推理，以促成“懸疑感”的形成。由此，作為觀眾參與敘事建構的“代入位置”，敘事中的人物主角的“真實感”是藝術真實感構建的起點。

一方面，電影中包括許愿、藥不然、黃煙煙等在內的一眾人物的身份處境、個性特征與行為動機的可信度沒有被建立起來，導致由這些主要人物的行動線所串聯起來的整體敘事的真實性缺乏基礎。

在馬伯庸的原著小說中，許愿在家族沒落與父親沉默所帶來的巨大內在困惑，以及由此所產生對家族屈辱史的質疑與洗脫的動機，構成其參與武則天明堂佛頭“解局”的深層動機；而其基于家族流傳秘籍的自學與長期開店所積累的經驗而形成的“掌眼”本事，小說輔之大量古董鑒定知識的祛魅，也使觀眾對其能力深信不疑。兩者讓后續敘事的可信度極大地增強。與小說的合理性相比，電影中許愿無論從身份處境、個性特征還是行為動機上的塑造上，都難以令人信服。許愿6歲時父親就離開，而依賴開電器維修店賴以謀生，這種需要基于知識學習與長期經驗積累的古董鑒定本事從何習得？在已經知曉家族屈辱的情況下，其參與武則天明堂佛頭“解局”更多是基于多種外力的脅迫(其中包括父親的離奇死亡、藥不然的威逼、神秘老人老朝奉對其電器維修店的焚燒等)。盡管電影中以閃回鏡頭隱秘地交代了母親因為火災去世以及由此父親的疏離、遠去與老朝奉派人焚燒電器店之間的鏡頭關聯，但這種關鍵信息上的處理方式不當所帶來的動機缺陷，使影像敘事的說服力與可信度大打折扣。

與此類似，作為對手角色的藥不然，又是什么動機與原因促使其形成“亦白亦黑”的身份？其參與“解局”，并力圖以此打擊黃克武建立其藥家主導地位的原因又是什么？而作為黃克武的孫女，民警黃煙煙為何選擇站在其爺爺對立面，不斷推動并輔助許愿完成“解局”工作？這些關鍵人物身上所存在大量未知的空白，導致基于主體角色所形成的復雜人物關系及其矛盾沖突的核心本質沒有得到應有交代。

或許這是由于電影的創作者試圖以眾多懸念的留存，為《古董局中局》后續系列電影的敘事提供鋪墊。然而，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影像篇幅中對必要關系及其邏輯的清晰揭示，并不妨礙后續系列電影對此的拓展與深化。真正高明的懸念并不是不去交代與解決，而是在其不斷交代與解決中潛藏著更深層次的關系與本質亟待進一步的敘事解決。

另一方面，電影敘事中，作為“懸疑感”營造的“有限性”人物視點的真實性缺位，以及與此視點相關聯的人物沖突感的缺失，形成敘事“懸疑感”的虛假營構，最終導致觀眾的代入感無法建立起來。

在懸疑敘事中，敘事人物視點的“有限性”所形成的未知與解謎的神秘感，以及由此所推動的推理過程，能夠激發觀眾將電影中的各種細節進行拼合，參與主要人物“解謎”與“破局”的過程，從中產生獨特的快感經驗。電影《古董局中局》盡管借助主角許愿的視點來進行敘事，然而其視點的“局限性”卻并沒有通過影像敘事中更多符合生活邏輯和現實邏輯的細節來建構其真實性。相反，其視點中的“解謎”過程依賴的是不斷閃回的，6歲以前與父親相處的各種充滿巧合的記憶。姑且不論這種記憶的可靠性，就是父親既然不希望兒子再參與這種危險的過程，卻在兒子仍處幼年階段，就通過圍棋等各種方式將其后續尋找與構設佛像真相的“局”的信息灌輸給兒子。這種內在的矛盾及其由此形成的“設局”與“解局”過于巧合，讓整個“解局”過程變得極為不真實。

與此同時，相比許愿所擁有的天然記憶優勢，其對手藥不然又是如何精準地到達特定時間與特定地點參與對“謎題”的爭奪，兩者之間既然形成競爭關系，那么許愿又為何對證據現場不予以破壞？兩者卻又如此輕易地形成合作關系？兩者由競爭關系所展開的搜證過程中的能力展示與利益沖突等，都沒有獲得敘事上的展開，使得這種“對手戲”必要的戲劇沖突與人性博弈未能建立起來，對立視點的缺失讓電影的敘事情節變得單薄與刻意，這從根本上影響了電影人性深度的開掘與主題表意的深入。

可以說，由于敘事視點局限性未能被有效地建立起來，以及作為“對手戲”的雙重視點的缺失，導致電影整體敘事中，懸疑感變得虛假與刻意。觀眾既無從建立起參與感，一切圍繞解謎的證據都是由主角的記憶來填充，也無法深入到人物關系沖突的深層次的敘事情境。電影結構的功能性拼湊痕跡顯得極為明顯，一切場景僅僅只是達到單一的敘事功能，而無法形成整體懸疑情境與氛圍的有機構成。

電影《古董局中局》所存在的上述問題，使其作為一部懸疑電影的快感，只能依賴于與懸疑感無關的炫目的比斗場景與葛優式喜劇幽默，這是其口碑滑落的根本原因。隨著國產電影類型的不斷發展，懸疑電影也已日益成為一種重要的商業電影類型。如何通過以人物合理性為前提的合乎現實邏輯的敘事來建構具有真實體驗的懸疑感，正是該類型電影創作中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作者為暨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