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最生動的是人物——讀王子今新著《秦史人物論稿》

秦史距今久遠，但為人樂道。因由無他，秦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建立起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影響歷二千年而不墜。秦王朝統治雖只有十五年，但秦自立國東進，經歷了數百年的努力；秦統一雖推功皇帝及宗廟，但空前成就的取得，包含著功臣勤吏與廣大民眾的付出。透事見人，由人觀史，構成理解這一重要歷史的佳徑所在。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王子今著《秦史人物論稿》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本書通過考察在秦史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歷史人物，增進了我們對秦史與秦文化風貌的認知。

用人物考論構建秦史新圖景

人物論評，歷代多有。諸君翻檢《蘇軾文集》，一定對東坡《秦始皇帝論》《韓非論》《論商鞅》《論始皇漢宣李斯》等“論”人短文印象頗深。近代以來的專題人物論評，大家易于聯想的或是張恨水《水滸人物論贊》、王昆侖《紅樓夢人物論》。這尚屬文學人物的集評。其實，人物研究也是歷史學的重要學術領域，方詩銘《三國人物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孟祥才《秦漢人物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秦漢人物散論續集》(山東大學出版社，2019年)便是考論有關歷史人物的論作，王子今教授此前也出版有《秦漢聞人肖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而專論秦史人物的學術專著，當推本書為第一部。

以人物為論題的著作，因人物及其活動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多使用“散論”語詞的書題。本書有所不同，特別是篇章設計與篇序安排，展現作者對秦史的整體把握與深刻思考。全書由25篇文章組成，依時序將秦封諸侯至并兼天下的歷程基本涵蓋，構建起一部關聯主要事件的秦王朝建立史。第一篇選取“秦文公與史敦”，予人滿篇新意之感，然作者用心不止于此。《史記》是研究秦史的基本典籍，司馬遷所據相關核心史料乃是《秦記》。至于《秦記》的出現，又與秦國第二代君主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存在密切關系。而秦文公問夢的對象史敦，是第一位見諸史籍的秦國史官。理清歷史撰述與史官活動，秦史大幕徐徐展開。而第十一、十二篇分論戰國后期的白起與鄭國。初看毫無關聯，如若分析，前者用兵，后者用間。前者反映秦的外部戰爭，后者呈現秦的內部建設，一個攻出去，一個引進來，農戰并重，相輔而成。第二十四、二十五篇考察“避秦商山”的四皓、“秦非吾友”的孔鮒。作為反對秦政的人物，他們的所思所為又代表道家、儒家的態度立場。兩篇不僅完好收束全書，而且可與李斯篇對讀，以觀三家升降。既往歷史光束未能充分照及之處，被作者敏銳捕捉，秦史景觀更顯錯落有致。

歷史人物的活動離不開具體的歷史舞臺。時間線索之外，作者充分重視與人物相關的地理空間、區域文化、交通路線等要素。商鞅與咸陽、白起與長平、嫪毐與太原郡、呂不韋與河南、趙佗與龍川、四皓與商山等論題設計，反映作者對人物與歷史空間關系的洞見體察。

時空一旦確定，人物便登場了。周太史儋見秦獻公，預言周秦復合、霸王將出。獻公子孝公即位，“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懇切求賢。秦國能否真正崛起？商鞅能否一展所學？邦國命運與個人命運在此刻匯聚。孝公時，秦都自西徂東，已由林牧帶進入農耕區的邊緣。商鞅把握住秦國發展的關鍵方向，變法以“墾草”為第一令。至于遷都咸陽，更使秦都復由邊緣而進至農耕區的中心。荀子云“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正肇端于此。而一統后，秦焚滅《詩》《書》，追求功用，又引發關東士人“秦非吾友”的普遍對立。待陳勝奮臂一呼，揭竿反秦，向稱“吾為無用之學”的孔子后人孔鮒竟抱禮器往歸，不惜懼死陳下。在那個風雷激蕩的時代，一介書生令人敬重地書寫出自身積極有為、決然不悔的心聲。

由個體描摹追尋秦史大問題

作為謹嚴的學術著作，本書所論，多富創見，下援舉數例，并略作補證。

秦武王與力士。《史記》卷五《秦本紀》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作者分析早期“力士”故事，指出秦史所記“力士”的事跡最為密集，凸顯秦文化中的“尚力”“恃力”傳統。作者既細心留意“對于‘力士’文化局限乃至‘尚力’文化傾向之是非的認識，也較早見于秦人言論文字或在成書于秦的論著中發表”，同時又給予歷史性的分析，“秦政的‘尚力’風格，在獎勵‘力耕’方面也有突出體現”，“‘力士’之徒地位的上升和影響的擴大，是在‘諸侯以力征相尚’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歷史現象”。有趣的是，我們發現秦“力士”的歷史命運并不相同，活躍階段也不限于武王一世。如任鄙在昭襄王時期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妒酚洝肪砦濉肚乇炯o》、卷一五《六國年表》記秦對外攻戰，于昭襄王十三年條下特錄“任鄙為漢中守”。這一略顯突兀記錄，意味深長。魏冉為相之始，實際舉用了兩位重要武將：白起、任鄙。白起負責對三晉的戰事，主攻；任鄙負責對楚的防御，主守。這與魏冉主政初期“攻晉備楚”的戰略，息息相關。昭襄王十九年(前288)，有關篇章又特錄“任鄙卒”，除人物著名之外，漢中備守的重要，顯然更是主因。馬非百《秦集史》說“大抵當日秦國情形，每一執政當國時，必各有其自己所最親信之人為之將。如魏冉為相，則任舉白起為將”，所論精當，唯白起下似可補一任鄙。

鄭國渠的命名。作為秦國在統一前夕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鄭國渠名聞天下。而作者獨辟蹊徑，恰恰關注命名。本書提示“以設計、規劃、組織者的姓名命名工程，‘鄭國渠’有始創的意義”。作者進而分析“因命曰”三字的表述，推知命名“應當是秦國執政當局”，“體現了秦始皇的行政風格”。這為認識秦文化的特征，提供了新鮮又別樣的例據。我們還注意到，《史記》卷二九《河渠書》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扒刂门d事”一語，同樣不宜忽略?！冻鯇W記》卷六《涇水第九》引《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利”。《長短經·七雄略》注“韓惠王聞秦好事”。從后者注引省略“興”而存“事”字，原作“興事”，含義與“興利”通?！抖Y記·王制》“司空執度度地……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興”為“作”義，指興建土木之事。戰國時期，秦較他國尤為重視土木、水利建設，興建工程設施較多。秦重視實用之學，關注技術因素，以及統一后修筑多種大型工程，由此可以獲得新的啟示。

抑商與秦地商賈。作者考察秦史上的著名商人，實際關切到商鞅是否壓抑商賈，“抑商”是否是秦經濟政策的核心等重大問題。本書提示“‘抑商’政策在秦行政方針中其實并不占據特別重要的地位?！稚獭浭恰剞r’的輔助策略，其力度遠不如漢初劉邦時代強勁。秦的‘市’曾經相當繁榮”，予人啟迪。我們認為，商鞅及其學派承認農、商各有功用，反對的主要是棄農從商。《商君書·弱民》云“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辟地。商致物。官法民”?？紤]到秦向來重視對國有資源及官府手工業的掌控，所批評的“商賈之士”或偏重個體經營群體。而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岳麓書院藏秦簡都發現了《關市律》，說明秦注重對商賈的管理及控制，而非壓抑。

劉統曾說“歷史中最生動的是人物，人物最生動的情節來自關鍵時刻”。商鞅、宣太后、甘羅、白起、鄭國、呂不韋、始皇帝、李斯、趙佗、孔鮒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個人的關鍵時刻，作出了重要選擇，開展了積極實踐，共同繪寫出秦史的斑斕畫卷。二千年前，太史公發掘紀傳體之優長，通古今之變。今學人細加考論，拭去舊塵，重彰往昔人物的風采。

(作者：孫聞博，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