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手》：近在咫尺的諜戰與危機如何呈現

王乙涵

在大劇頻出的歲末年初，電視劇《對手》能以黑馬之姿殺出重圍，源自其對諜戰劇這一類型的創新性嘗試。

在我國，諜戰劇向來有市場，因為此種類型多以強情節為主，懸疑驚險。而故事的年代背景大多設置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新中國成立后——聚焦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被稱為“諜戰”，經典之作有《潛伏》《暗算》《懸崖》《風箏》等；聚焦新中國成立后的被稱為“反特”，代表作有《無悔追蹤》《誓言無聲》《面具》等。這些電視劇反映的是不同歷史階段的隱蔽戰線斗爭，但因為年代距現實較遠，想要在驚險刺激之余實現與觀眾的共情十分不易。因此，年代諜戰劇都會著力凸顯主人公的家國情懷和革命信仰，以此來感動觀眾。近幾年，配合國內外局勢的變化，當代國安題材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觀眾的視野里，如古力娜扎、陳偉霆主演的《風暴舞》和楊冪、張彬彬主演的《暴風眼》等，雖然在時空上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但是依然沒有打破題材與觀眾之間的壁壘，總有種隔岸觀火事不關己之感。

諜戰劇的創作，最難的就是如何把握好遠和近。《對手》沒有用帶有懸浮感的007式炫技和高深莫測的間諜任務示人，而是以真實時代背景和生活邏輯下的貓鼠游戲拉近觀眾與題材之間遠隔天涯的距離，讓觀眾在觀劇的同時唏噓自省，進而產生近在咫尺的危機感。在這一過程中，敘事視角的轉變是其最為出彩之處，不過也正是因為敘事視角的轉變，讓正反雙方產生了失衡的感覺，成為該劇的一大遺憾。

敘事視角的轉變拉近了題材與觀眾的距離

很多人看《對手》，最突出的感受是生活質感。的確，相比傳統諜戰劇，《對手》確實呈現了更多的生活場景和情感細節，但這并不算《對手》的獨到之處，2020年的《隱秘而偉大》對老上海的社會世相、市井街弄、煙火瑣碎的表現已經開啟了生活流諜戰劇的嘗試。

《對手》的創新在于敘事視角的轉變，以及因這一轉變所呈現出的嶄新面貌和現實質地。編劇王小槍沒有按照常規套路從國安人員的視角出發去講故事，而是獨辟蹊徑地從潛伏大陸的對方間諜人員的視角切入，將他們真實平凡的日常與驚險刺激的間諜行動交織在一起，向我們展現了中年間諜筋疲力盡、如履薄冰的生活。

潛伏多年的間諜李唐和丁美兮有著再正常不過的公開身份：出租車司機和中學老師。作為間諜，他們為了達到目的常常不擇手段，除了偽裝、跟蹤、竊聽等常規手法，還經常以色誘、刑訊、暗殺等手段執行任務。而沒有任務的時候，他們跟所有中年夫婦一樣，為房子、孩子和票子發愁，為家長里短拌嘴。他們也曾有著理想和熱愛，有常人一樣的歡喜哀愁、善惡標準和價值判斷。如果沒有走上這條不歸路，他們可能就像所有的中年夫妻一樣過著平凡安穩的生活。

敘事視角轉換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觀眾以多維度的視角觀看李唐、丁美兮這對間諜夫婦的生活，他們是“壞人”，但也是有血有肉的鮮活個體，他們有煩惱苦悶、有人性中的多面性和復雜性。比如丁美兮每次色誘之后刷牙、李唐幾次去看牙卻舍不得花錢等等。李唐本性中的善讓他始終處于糾結之中，也讓他對間諜身份充滿了厭惡和厭倦卻無法抽身。為了打消國安的懷疑，他與丁美兮假裝去民政局離婚，卻在民政局門口吵出了各自心底壓抑已久的憤怒。他們假戲真做的感情里，除了戰友情更多的是夫妻情。甚至對彼此的依賴比普通夫妻更多，二人相互支撐又彼此救贖。真實的人物處境和情感困境讓觀眾相信這樣的人真的存在于我們的身邊。

這些與普通人并無二致的生活瑣事拉近了觀眾與題材之間的距離，讓觀眾與劇中人物實現共情，并為他們的命運嘆息。同時，也拉近了觀眾與“國安”的距離，為觀眾提供了危險示范，讓觀眾在驚嘆尺度之大的同時見識了間諜的偽裝性，增長了一分國家安全意識的警醒；生活其實并非風平浪靜，我們之所以對危險視而不見，是因為有國安人員與之同在。

敘事視角的轉變帶來正面人物塑造的挑戰

以反面角色作為主角是編劇的創新性嘗試，同時也是冒險的寫法。冒險在于以反派為主角很容易讓觀眾與之產生共情，最終形成錯誤的價值判斷。就像多年前的《征服》，孫紅雷扮演的黑社會大哥就曾讓不少觀眾的價值觀產生了混亂。

《對手》對此的處理非常謹慎，在用生活質感塑造反面人物的同時，不時插入二人不擇手段執行任務的情節，讓觀眾對二人產生質疑和憎惡，最終激發起觀眾自己的價值判斷，與作品達成價值觀上的共識。同時，盡管是從反面人物的視角展開敘事，但創作者并沒有一直將視線放在反面人物身上，而是隨著劇情的展開不斷擴大表現主體，從對間諜夫妻的注視，擴大到對正反雙方群體的關注，并將國安人員與間諜集團之間的較量融匯在雙方的生活之中。與間諜集團終日倉皇唯恐暴露，執行任務屢屢失敗和關系緊張、經費無著的狀況相對應的，是國安群體指揮若定、機智周旋和不斷成長。

由此，盡管與美劇《美國諜夢》有著相近的核心設計，但《對手》卻呈現出迥然不同的時代質感和精神風貌，成功地通過正、反面人物的生活，反映出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決定正邪兩方勝負的實際上是信念和信仰的對決，我們可以看出李唐夫婦的潛伏完全是被動的，他們更加關注如何賺錢、如何防止孩子早戀、如何用醫保看病、怎樣才能順利地生出二胎。他們不是為國家和信仰而戰，堅持下來只是為了拿到“上頭”許諾的那筆經費和退休金；此外如幺雞、毋總、林彧等人也都有著各自的私欲。反觀國安人員，雖然沒有一個人把信仰掛在嘴上，但他們對工作對生活的態度已經從側面反映出他們對事業的堅持、對黨和國家的忠誠。

不過，以反面角色作為主角依然給創作帶來了難點，即正面人物塑造被削弱的問題。編劇同樣賦予了國安人員平民視角和世俗情感，顏丙燕扮演的專案組組長段迎九就像《東區夢魘》里凱特·溫絲萊特扮演的女刑警，生活中粗枝大葉，因為工作過于投入，把日子過得狼狽不堪，丈夫要離婚、老母親被詐騙、兒子被小混混欺負、自己的糖尿病日益嚴重。但她在工作中卻心細如發，能通過外賣習慣尋找到間諜的藏匿點，通過兒子傷口的包扎方式發現丁美兮的不同尋常，并最終順藤摸瓜挖出了隱藏極深的間諜組織。創作者希望由此表達這樣的理念：國安人員也是普通人，也需要平穩的生活，但總要有人為之舍棄小我，他們舉重若輕的犧牲與付出，才換來我們現在安寧平靜的生活。但是比起李唐和丁美兮這對間諜夫妻帶給人的新鮮感和沖擊力，段迎九這樣的角色在同類劇的序列里并不少見，因此也就顯得中規中矩，甚至給人以配角之感。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