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濂：只為描摹生命力的狀態

曾孝濂：只為描摹生命力的狀態

◎剴弟

展覽：畫與相——“中國植物畫第一人”曾孝濂個展

展期：3.5-5.22

地點：上海攝影藝術中心

對話人：曾孝濂，1939年生于云南昆明，1958年進入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995年受聘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先后為《中國植物志》《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等科學著作繪制插畫，至今仍筆墨不輟。

上海攝影藝術中心春季開幕的展覽“畫與相”第一次在展覽中呈現畫作為主——來自“中國植物畫第一人”曾孝濂的花鳥博物畫，不僅向觀眾普及了植物科學畫和博物畫這種相對小眾的畫種，也通過繪畫作品和其他藝術門類作品的結合，呈現攝影和藝術均以自然為師，以科學為鏡表達萬物之美的信息。

以敬畏自然為本，以描繪自然之真為目的，從事植物科學畫六十余年的曾孝濂說，他所做的是一種對自己和社會都有益的工作，同時也是自己的興趣愛好。以自然為師，什么時候開始都不晚。

“年輕時是愛好，工作中是職責，退休后就是個僻固”

北青藝評：您是怎么接觸到植物科學畫領域的？

曾孝濂：1958年我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正在迷茫，接到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錄用通知，半天工作半天學習。我很快就去報到，那個時候路不好走，每天坐著背一個大氣囊的老式公交車，但當時我特別高興，覺得真是天賜良機。

那時正好國家下達“三志”的編寫任務，包括《中國植物志》《中國動物志》《中國孢子植物志》，中國是一個動植物資源大國，國家必須要有自己的志書，這是重大項目。我從小就喜歡涂鴉，單位看我可以畫，就把我分配到分類室為《植物志》做插圖師，這就是機緣巧合，愿望和客觀需要相結合，所以就走上了這條路了。

北青藝評：60多年來只做一件事情，這對于現在年輕人來說非常不可思議，是什么讓您把植物科學畫當成一生的志向的？

曾孝濂：心甘情愿，矢志不移，這既是國家需要，也是自己喜歡的事，沒有想到過其他，就成了終生的追求。年輕時是愛好，工作中是職責，退休后就是個僻固，改不掉的習慣。如果沒有這個事兒支撐了我，我可能就沒有那么愉快，身體也沒那么好。

北青藝評：當我們聽到“植物科學畫”的時候，大多數人會困惑：這是繪畫作品還是科學插圖？

曾孝濂：植物科學畫是我們國家的官方名稱，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名稱，不管叫什么，這個畫是為科學服務的。科學家是用邏輯思維，用語言文字來描述植物的生長規律，找它們之間的系統關系，到最后總結出論文，除了文字描述以外，還要用形象思維的方法，把這個自然界的物種用繪畫的形式記錄清楚。

在一些藝術院校和藝術系統，一般就叫它生物類插畫，不管動植物還是微生物都是生物，用繪畫的形式來表述它的特征，而且多數是用在科學著作里面，所以叫生物類插畫專業。

北青藝評：這個畫種跟其他繪畫有什么不一樣？

曾孝濂：首先是觀念不一樣，主流繪畫是為了抒發畫家本人的內心世界，比如畫梅花就畫它的骨氣，把它擬人化、人格化。但是植物科學畫家畫梅花要把梅花的形態特征，包括它有幾個花瓣、幾個雄蕊，它的葉子怎么長等等這些植物分類學的特征畫出來。

植物科學畫有一定的科學內涵，它的前提是要表達物種的形態特征，尤其是關乎在植物分類學上鑒定物種，一定要畫清楚。同時它還要具備獨立的審美價值，這種美與純藝術美的觀念不同，純藝術的審美沒有絕對標準，而植物科學畫要接近客觀存在，接近動植物原初的自然狀況。只要你畫對了，它確實是美的，因為大自然本身就是美的。

為“植物志”服務了一輩子的插圖師

北青藝評：您對自己的定位是植物學家還是畫家？

曾孝濂：我不是植物學家，也不是一個純藝術的畫家，我就是一個為《中國植物志》服務了一輩子的插圖師。

當時為《中國植物志》畫插圖的有160多人，我們很少有功名心，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團隊。《中國植物志》完成后，這個群體相當長一段時間處于低谷，何去何從？很多人轉行了，轉到別的畫種，或者做其他工作，而我沒有想要轉，我還有很多想畫的東西。

《中國植物志》的完成是一個分水嶺，之前要嚴謹地把植物的特征表達清楚，之后我們要走出科研院所，面向大自然，畫一些讀者更喜聞樂見的，提高美學的訴求，但是我的工作沒有變，作品的科學內涵沒有變，要帶動更多的人去關注自然，普及自然科學。

北青藝評：所以您現在不再以“畫得像”為目標，轉向了植物藝術畫？

曾孝濂：過去標準的植物畫不畫陽光，只畫散射光，因為陽光有投影。但是陽光之下色彩特別豐富，明暗對比比較強烈，引入陽光就會讓這幅畫具備更多的視覺張力。我現在更多地注重繪畫當中色彩的變化，如果我純粹做科學畫就要傳承它的傳統，不畫陽光，但是現在為了表現植物的生命力，我會更貼近大自然。

現在我不再需要做解剖、畫那些細節，這些在《中國植物志》的工作中已經做清楚了，現在要把原初的自然狀況畫得更清楚，這樣也提高了它的大眾性，讓更多的人獲得一種親切感和認同感。

北青藝評：是否一定先要看到活的植物，才能畫植物科學畫？

曾孝濂：在以前，這是一個先決條件，如果你要刻畫某一種生物，對它沒有直接的印象或第一印象，幾乎很難畫得生動。但是在畫《中國植物志》的過程中，需要繪制的高等植物就有15000種，不可能每種都看到，也沒有條件去偏遠的地方畫寫生，所以當時主要還是根據植物標本。

畫得準確是我們的第一個要求，至于能不能夠把它畫活，恢復它的生長狀態，畫出它對生命的渴求，這是另外一回事。一般的科學家也不要求，植物志一般也不要求。

北青藝評：您為什么強調“第一印象”？

曾孝濂：面對一個活生生的物種，對它那種生命狀態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那種感覺會引領整個創作過程，當然這個過程當中也可以參考一些照片，照片細節比大腦記憶更準確。

但是如果你根本沒見過這個物種，缺少了這種認知，或者只根據照片去揣摩，效果是不一樣的。因為對這種生存的欲望，那種強烈的表現，不實際看到很難畫出來，甚至不可能畫出來。生命力的狀態是在準確之上的更高標準。

過去植物志、動物志的插圖，一般是不要求畫生態環境的，主要是以個體為主，要把個體畫清楚。也有一類生態方面的書，特別要求畫生態，把物種和物種之間或者物種與環境之間的關系表現出來。

我如果有條件就要畫，這樣更能表達它的生存欲望、生存狀態，比如《網蓋牛肝菌》，它只生長在冷杉林下邊，我就畫了冷杉樹的枯枝落葉，還有一個掉下來的冷杉果和一點雜草，把真實的生態環境局部表現出來。

“我們的祖師爺就是大自然”

北青藝評：您之前提過接下來有兩個心愿，一是畫《詩經》中的植物；二是重返西雙版納，完成一百幅有關熱帶雨林的生態繪畫，現在進度如何？

曾孝濂：《詩經》的工作基本上已經結束了，我與另外兩個畫家朋友一起，總共創作了一百四五十幅插畫，我畫了大概有80多幅。這一部分嚴格地講不是生物科學畫，它是博物畫，它要畫得相對靈活生動，有一定的民族形式，帶有一定的國畫的構圖。日本江戶時代就畫過這個名物圖考，日本都畫我們自己為什么不畫？現在這個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一百幅生態景觀繪畫是我多年的夙愿，我想在三年的時間里畫百十種樹的景觀，樹之間、樹跟環境尤其是跟陽光的那種感覺。我今年已經去了兩次西雙版納，更多是找回原來的感覺，大量收集素材資料，畫速寫，從不同角度拍照，將來有條件就在版納畫，沒有條件回到昆明來畫，都可以做得到。

北青藝評：是用國畫的形式？

曾孝濂：我覺得用中國畫的形式有一些獨到之處，一個是它畫幅比較大，中國的宣紙有一米多兩米多，也會加上很多我個人的經驗。我曾經用了七八年的時間研習中國畫。徐悲鴻講過一句話：中國畫需要發展，中國傳統的自然主義要和西方的寫實主義相結合。我特別贊同這句話。

要結合西方寫實主義，把具體的對象比較客觀真實地表達出來，那樣很多傳統的筆墨和技法就不夠用了。我還是畫生物繪畫，畫個體和環境的關系，不是泛泛地去畫文人畫、寫意畫、工筆畫，正是因為我們國家的生物物種，植物動物那么豐富，你只用一些固定的傳統的方法，是表達不出現實生活當中客觀存在的一些形象的。

我有這個信心，畫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得敢去實踐，得用行動，用繪畫來踐行自己的夙愿，踐行老前輩徐悲鴻說的話。

傳統的自然主義和西方的寫實主義相結合，我走的就是這個路子，但是我畫的內容還是屬于生物繪畫的系統。可能實現得了，也可能實現不了，但是想法說出來就是為了不給自己有退路。

北青藝評：這就是您說的中國特色的植物科學畫？

曾孝濂：這也是一致的，因為我用傳統的筆墨畫現代科學內涵的東西，這就是中國的特色。我會畫一些花卉，也會有一些新的面貌。

我總告訴自己：你不要以為自己老了，就有理由，什么熟悉就畫什么，沒必要。你覺得你還可以做，為什么不做？你做不了別人會去做，開個頭也好。

北青藝評：對于今天喜歡博物畫和喜歡植物科學畫的年輕人，您有什么建議？

曾孝濂：現在形勢不一樣了，植物科學畫的春天到了，我希望有機會把非常優秀的青年畫家聚在一起，辦個展覽，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這個畫種沒有門檻、沒有門派，專業不專業、學沒學過美術都可以畫。很多畫種要問你的祖師爺是誰、跟誰學的，我們沒有，我們的祖師爺就是大自然。所以只要拿出點勇氣，安靜地跟大自然溝通，在這種特殊的氛圍里面，你會感到很寧靜，心情非常舒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愛好和職業選擇，人和自然相融合，用眼睛去觀察，用心靈去感受，它會陪伴你一生。

植物科學畫：來自科學和美學的雙重打量

◎剴弟

要親眼看到曾孝濂的花鳥畫，并且貼近細處觀察，才能了解這種以自然為主題的繪畫有多么精致奧妙。精致來自于精細、中性、毫無瑕疵的線條筆觸，而奧妙來自自然逼真的形與色，宛如一簇簇花、一只只鳥就在你面前呈現出它們最美的樣子。這種美既是人手描繪出的，也是自然的真實之美。

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動植物繪畫，這些作品來自一位年逾八十的畫師之手。曾孝濂是我國頂尖的植物科學畫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被譽為“中國植物畫第一人”。展覽精選了曾孝濂40幅代表作，這些作品以自然為題，包含了植物科學畫、植物藝術畫和博物畫。

其實關于植物的繪畫有著非常久遠的歷史，最早可見于四千年前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墓穴石碑，上面有先人刻畫的植物圖像。早期對植物的描繪多是為了記錄植物的藥用效果，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本草圖經》。在西方，最早的藥用植物圖譜可追溯至約公元65年的《藥物論》。

隨著西方15世紀展開的航海冒險，一直到18世紀早期的全球貿易，地理大發現帶動著外出探索的人對不同地域里植物和動物的記錄，大量的標本被采集，結合西方寫實主義繪畫傳統，極大地豐富了以動植物為對象的繪畫，形成了博物畫的悠久傳統。而中國對植物動物的描繪則很長時間停留在花鳥工筆寫意階段，直到19世紀植物分類學傳入中國后，真正的中國植物科學畫才出現。

“既然已經有了攝影，為什么還要手畫？”這是展覽中被提出最多的一個問題。確實，植物科學畫誕生于攝影發明之前，在攝影出現之后，影像技術可以更加逼真地記錄對象，繪畫作品似乎是吃力不討好。“畫與相”展覽其實也拋出了這個問題。

在攝影與繪畫共生的今天，繪畫創作過程少不了攝影的協助，攝影反過來也借鑒了繪畫形式。在“畫與相”的展覽上，曾老的繪畫作品如攝影般寫實，而荒木經惟等藝術家的攝影作品則采用了不同的創作手法，更像繪畫的表現。

但僅僅是如攝影般寫實還不夠，植物科學畫仰賴于藝術家的洞察力和高超技藝來捕捉植物形態本質，這是單純的攝影技術和數字革命達不到的。

依賴于人的科學觀察，植物科學畫可以進行選擇性的呈現。比如展覽中的《網蓋牛肝菌》，植物科學畫重點表現了它的網狀結構，對結構紋理的描繪比照片更清楚，而且畫出了牛肝菌不同生長時期的形態，以及它生長的生態環境——冷杉樹下。

繪畫也是一種傳承，伴隨著植物分類學的物種確定要求，植物科學著作中表達物種至今仍然是以手繪的黑白墨線圖為主，比如1878年創刊的歐洲權威《柯蒂斯植物學雜志》至今仍然使用手繪的插圖。如果說攝影記錄的是瞬間，植物科學畫畫下的是物種的永恒。

2021年，為了方便自己的工作計劃，曾孝濂又住回到昆明植物研究所，開始一天最少8小時的繪畫。同年，昆明世博園內，由巴基斯坦館舊址改造的曾孝濂美術館開幕，這里以曾老的繪畫為常設展覽，計劃圍繞植物科學畫和博物畫規劃一個年輕人的群展。

德國科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曾經說過：對自然科學和美學的凝視，是理解宇宙的必經之途，之后也必將成為一種自然的宗教。“畫與相”中曾老的繪畫，正讓人體會到這種來自科學和美學的雙重凝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