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電視劇《人生之路》編劇洪靖惠— 一代代青年對人生的追問從未停止

“有意思的是，高加林的情感難題中，今天的觀眾都心疼劉巧珍，卻在捫心自問時對高加林報以理解之同情。”和電視劇《人生之路》的編劇洪靖惠見面，她突然發問，“你有見過‘人人都是高加林’的網絡評價嗎？”

部分取材自小說《人生》，“上海出品”電視劇《人生之路》播出已過半。如果說，劇情的前半段再現了原著中的“高加林難題”，述說40年前一代農家子弟改變命運所經歷的痛苦抉擇；那么隨著幾經人生起落的高加林靠一支筆把自己帶到上海，劇中的“上海副本”已開啟。黃浦江畔，高加林、劉巧珍們即將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里順應時代、學習新知識、奮斗人生路，終于改寫命運。

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洪靖惠說得坦誠：“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創作者，我當然希望把家鄉融入作品。但前提是，得遵循原著精神，遵從戲劇邏輯、現實邏輯。”正因此，她繼承原著里對人性欲望和障礙的凝視，又補足更為宏闊的時代畫卷——改革開放浪潮下，開風氣之先的大城市生機勃勃，人們對知識的推崇以及文學的蓬勃生長都讓一代知識青年心潮澎湃。補上這些細節，觀眾更能理解，對彼時困守于偏遠山村的高加林而言，他對“做個城里人”的向往，何嘗不是一個讀書人渴望在時代中與國家發展同頻、施展抱負的濟世夢。“所以，今天的觀眾并不簡單粗暴地給高加林貼‘陳世美’的標簽，而是浸入時代，思考高加林的不甘、不屈。”洪靖惠說，看到網上關于高加林們的抉擇討論正在重啟，她更確信改編和續寫《人生》是有必要的。

“正如1982年路遙先生的小說在《收獲》雜志發表后，一場大討論始于《文匯報》，并最終影響全國。一代代青年對人生的追問其實從未停止，高加林就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當代文學始終‘活’著的人。”

以原著精神接續文脈，寫“高加林難題”在當代的回響

2017年，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副教授洪靖惠因為話劇《大清相國》的劇本進入劇方視野。路遙之女路茗茗授權同意后，她著手改編劇本。起初，編劇更關心人物命運，“從一開始我就想好了，一不希望高加林的人生始終受挫，希望他能擁有更廣闊天地；二來希望劉巧珍、黃亞萍這些可愛的女性能擁有各自的幸福、收獲”。但寫著寫著，一個問題反復涌上心頭——這樣寫符合路遙先生的“未竟之言”嗎？

于是，早在中學時代就讀過原著的洪靖惠再次細細品讀小說《人生》，人物命運背后人性的底色、社會背景的鋪陳漸漸浮現出來。“路遙的原著精神在我看來就是‘真實’二字，對人性、對欲望和障礙誠實，對社會和時代誠實。”改編的策略既定：就是要以遵從原著精神的創造性改編接續文脈，按照人物的行為邏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社會發展邏輯妥帖安置各人的命運落腳。

“路遙先生筆下，人生不是孤立的描寫，也并非抽象演繹，而是以人生為前景，介入對社會的觀察。”洪靖惠在編劇闡述里寫下如是文字：“高加林的難得之處，在于當沒有人敢質疑社會現象、城鄉差距等發展中的不足與階段性不公平時，他能深刻感知并竭力靠自身努力去改變、去爭取。”

作家在小說里對城鄉二元結構給個體命運造成的無解困境投去了悲天憫人又保持憤怒的注視，編劇在《人生之路》里將高加林們在城鄉進程中個體意識的覺醒一一外化為富有詩性的影視語言。劇中有一幕，上海來陜北采風的陳方明星夜趕路，從高家村跑到縣城，只為打電話祝女友生日快樂。第一次見識到生日祝福和直白的愛意表達，高加林和劉巧珍都大為震撼。受此啟發，高加林給全校師生舉辦了充滿儀式感的集體生日會，給山里的孩子上了一堂關于生命、尊嚴的人生課。那是現代文明給農村的高加林帶去的深刻沖擊，讓他迫切想要走到更廣闊的天地。

更大膽的改編從開篇就亮出：編劇創造出新人物高雙星，讓他“冒名頂替上大學”，在上海浦江學院過著高加林夢寐以求卻遙不可及的理想人生。一個原著中不存在的角色帶著近些年曝出的社會事件“空降”到40年前的經典作品，洪靖惠承認，有風險，劇組內部也爭執過，“但感謝路茗茗女士，給了影視改編最大的自由度”。如今，彈幕和許多網友評論都證明，“陜北農村的高加林”和“上海求學的高加林”命運互換，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不僅制造了人生互文的故事魅力，也展現了更為豐富的不同時代境遇中人的面貌。比如高雙星，他是偷走高加林人生的“罪人”，但在偷來的生活里，他一邊背負著法律和道德枷鎖，一邊在懺悔中不虛度地走過人生路，他替農民工發聲就是努力向好的注腳之一。“我希望通過城市和鄉村不同青年的境遇和選擇讓時代更加顯影。”以此叩響“高加林難題”在當代的回響——什么樣的奮斗才是有意義的？我們的人生之路又該怎么走？

故事在上海續航，是時代浪潮和城市精神的雙重輝映

圍繞《人生之路》的改編，“上海”是道必答題。此前，導演、總制片人都給出過各自答案。編劇的回答依然從原著開始。“小說里的高加林有句名獨白‘連聯合國我都想去！’這樣清高又傲氣的高加林，既然他都想去聯合國，那么他肯定想去中國的大城市施展抱負。上海，在故事的時間背景，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八面來風的城市。”

編劇的第二重答案，從路遙的個人經歷中汲取依憑。“我相信，路遙先生是支持高加林的選擇的。”路遙出生于陜北一個山溝，后被過繼到伯父家。他曾在《驚心動魄的一幕》《在困難的日子里》等小說里把人的饑餓感書寫到了極致，那都是匯入了個體生命經驗的。“到了《人生》，他面對的是精神上的饑餓和掙扎，‘走出去’成為心底的強烈渴望。”1982年，小說《人生》在《收獲》雜志首發，又在《文匯報》率先掀起討論熱潮。“從一開始，路遙和他的《人生》就和上海這座當代文學重鎮緊緊相連。”洪靖惠說，在劇本初創期，主創團隊追蹤到了路遙與上海的不解之緣。1984年，央廣推出廣播劇《人生》，解說人是上海老一輩電影藝術家孫道臨；同年，上海人藝把《人生》搬上話劇舞臺，幾乎場場爆滿，路遙本人還受邀前來觀劇……不夸張地說，上海于路遙如良師益友。“也許《收獲》首發《人生》并不是偶然，這本文學期刊和它所在的城市一樣，秉承著一種包容的人文品格。許多中國當代文學的中堅力量，都曾在《收獲》留下自己仍是新銳時的作品。”編劇說，所以故事內外，海納百川的上海都是全國文學青年心向往之的地方，這一點上，路遙和他筆下的高加林心意相通。

《人生之路》開啟“上海副本”后，年輕人通過不同路徑陸續匯聚到上海。高加林靠一支筆在報社求職成功，從校對到社會新聞記者，最終，還是融入路遙的人生軌跡——成為作家。擁有金子般心靈的劉巧珍被命運推動著來到上海，從上海阿姨的保姆做起，一點點融入城市，更融匯了上海女性身上的獨立、黃河兒女基因里的堅韌，開啟自己的創業人生。而黃亞萍，這個曾讓高加林陷入情感迷宮的女性，愛情之外，更追逐事業夢。“我特別注意到，原著中高加林向巧珍提分手后，姑娘沒有哭天搶地，而是冷靜接受了這一切并滿是善意地替她的加林哥著想。”洪靖惠說，《人生》雖然看似“高加林的男主戲”，但路遙在塑造女性角色時依然賦予了她們各自的獨立自強、自我意識，“這是40年前極為珍貴的，我想在改編時讓這些女性角色融入城市和時代發展后，更熠熠生輝”。

在編劇的獨白里，她想寫的上海，是奮斗者的未來都可以實現的地方，一如路遙曾經遇見的上海，有著時代浪潮和城市精神的雙重輝映。（文/記者 王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