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出土唐代漢文文書研究

作者：段真子（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整理與研究部副研究館員）

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獲贈的西域出土唐代文書（以下簡稱“人博和田文書”），含漢文、于闐文、粟特文等文字。其中漢文文書逾300件，為目前所知世界范圍內的最大藏量；更難得的是出現了書寫于武則天時期的文書，將絲路南道出土文書的時間大大提前，學術價值重大。據孟憲實《中國人民大學藏唐代西域漢文文書及其學術價值》所述，“人博和田文書”多數屬于唐代于闐鎮守軍，也有鎮守軍與于闐地方社會密切聯系的各種文書，這對于研究唐代于闐軍鎮、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最具體生動的材料。

于闐是唐朝的安西四鎮之一，在唐朝經營西域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中央權力得以下達貫徹，離不開軍事政治體制的保障。對此，孟憲實先后作《于闐：從鎮戍到軍鎮的演變》《于闐鎮守軍及使府主要官員——以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品為中心》進行討論，證明從長壽元年（692）唐朝在四鎮駐兵以后開始，于闐鎮守軍與安西四鎮節度使作為新的軍鎮系統后來居上，從權力上控制并支配了原來毗沙都督府與安西都護府的羈縻體制，改變了西域的軍事格局，使軍鎮化成為發展方向。

任何地區的穩定統治，離不開有力的軍事管轄，也離不開有序的經濟治理。那么，在軍鎮體制下，唐代于闐地區的經濟活動如何有序開展？學者們從人博和田文書的記載中找到了諸多答案。如稅收系統，于闐鎮守軍在當地征稅，并不依靠于闐的王官系統，而是可以直接向當地百姓征納。劉子凡《于闐鎮守軍與當地社會》，通過分析GXW0062、GXW0065等文書，找到了征稅的基礎，即于闐鎮守軍已切實掌握當地百姓戶數和男丁的統計信息。丁俊《于闐鎮守軍征稅系統初探》進一步證實，于闐鎮守軍內部的征稅系統十分嚴密且完善，在管理上逐層對應，任務明晰，事務繁復，從而承擔起自主供軍的功能。通過孫炳晗《安史之亂后于闐地區征稅體系研究》，我們得知，在安史之亂后，即便鎮守軍與中央的聯系中斷，無法獲得中央供給，但憑借“國—州—鄉—村”的嚴密體系，依靠當地獲取的物資支持，仍堅持到吐蕃占領時期。

又如，作為稅收制度的一種，“稅糧”制度于傳世典籍缺載，現因人博和田文書得以顯現。丁俊通過GXW0166r《唐某年杰謝鎮狀為大歷十七年當鎮應管倉糧破用等事》及背面的糧賬文書，探討了于闐地區公糧發放的對象、標準，認為給糧對象為行官，標準為每人每大月一石粟（或小麥、青麥）。對于相關問題的研究，更集中于2022年慶昭榮、榮新江共同完成的系列文章《和田出土大歷建中年間稅糧相關文書考釋》《和田出土唐貞元年間杰謝稅糧及相關文書考釋》《唐代磧西“稅糧”制度鉤沉》，論證了安史之亂前，于闐的稅糧征收已初具雛形，首要用途是通過向百姓征收糧食補充軍糧；到安史之亂后期，因百姓負擔加重，稅糧拖欠加劇，也會采用以錢折納的措施進行征收。

稅收之外，水利營田、民間契約亦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面相。劉子凡《杰謝營田與水利——和田新出〈作狀為和田作等用水澆溉事〉研究》認為，“在于闐當地特殊的軍政體制下，杰謝作承擔了水利管理者的角色，反映出于闐鎮守軍勢力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了民政事務的管理中”。丁俊《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和田出土契約文書及相關問題的討論》利用GXW0038等10余件于闐契約文書，證明了于闐契與高昌契、西州契在內容上的延用關系，并揭示出其自身特色，即防范性條款的完善和苛刻。

“錢”與“帛”作為經濟活動不可或缺的要素，備受學者關注。段晴、李建強《錢與帛——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三件于闐語—漢語雙語文書解析》，畢波《西域出土唐代文書中的“貫”》《古代于闐的一種織物——白氎》等，雖具體研究對象不盡相同，但在方法上均結合漢文文書與于闐語文書進行討論。

和田地區是目前所見西域漢語文書出土地的最西端，這不僅體現了唐代于闐地區的文化交融，更證明了漢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感染力。人博和田文書，大多數雖殘破嚴重，但還是為我們保留了豐富的文化信息。榮新江《〈蘭亭序〉在西域》《王羲之〈尚想黃綺帖〉在西域的流傳》，即關注到兩部書法名帖傳播至于闐地區的狀況，并以此為切入點，考察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傳播路徑和影響；陳麗芳《唐代于闐的童蒙教育——以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和田習字文書為中心》一文，則將視角轉至孩童的啟蒙教育，揭示漢文化在其中的作用；而劉子凡《唐代書信緘封考——以中國人民大學藏和田出土書信文書為中心》，則通過GXW0199等幾件帶有直封封皮的書信，回溯唐代書信緘封方式；段真子《漢籍抄本在于闐——以中國人民大學藏西域漢文文書為中心》對目前整理出的漢文典籍文書進行梳理，展現漢文化在于闐的傳播規模。

人博和田文書雖收藏一地，但經榮新江初步判斷，在內容上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和田文書有一定關聯，同時和斯坦因、彼得羅夫斯基、斯文赫定等所得英、俄、瑞典收集品中的和田出土漢文文書彼此相關。這些散藏海內外的300余件和田文書，已由榮新江整理出版于《和田出土唐代于闐漢語文書》；與此同時，人博和田文書的整理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根據現有材料，孟憲實已勾勒出于闐在唐代貞觀時期、四鎮前期、四鎮后期、“后安史之亂時期”呈現出的不同歷史面貌。相信隨著更多歷史信息的涌現，這些文書在于闐史研究中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于闐的歷史亦會更加立體、豐滿。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人民大學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20&ZD250）階段性成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