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際事務理事會總干事季莫費耶夫：中國政治哲學是將世界視為命運共同體

【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夏溫新 谷棣 徐嘉彤】“誰的文化更強大？誰的道德標準更正確？誰的價值觀體系更好？”近日，俄羅斯著名學者伊萬·季莫費耶夫在其文章中提出一系列問題。他認為，衡量一個國家強大與否的標準不應只關乎物質能力，擁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同樣也是其顯著特點。季莫費耶夫長期擔任俄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項目主任，并于今年當選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RIAC）總干事，此前他已擔任12年該理事會的項目主任。季莫費耶夫近日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表示，比起美國習慣于將世界劃分成不同陣營、將中國視為其世界觀的對手，中國更傾向于創造多贏的國際規則，分析西方思想遺產并采納其中適合自己的內容。

●中國對包括西方在內的外國思想遺產表現出的接受能力和同理心，以及中國對協調不同概念的希冀，正是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體現之一。

●俄烏沖突是由冷戰結束以來不斷積累的一整套復雜矛盾造成的，是長期未能解決的歐洲—大西洋安全問題的體現之一。中國提出的《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非常及時且有建設性。

●如果一個國家沒有軍事能力和經濟能力作為保障，那么它的國家安全就無從談起。然而，僅有這些是不夠的。為此，中國提出了以多贏為結果的世界觀。

美國將世界分為“我們”和“他們”，中國提出多贏的選擇

環球時報：您近日在《政治哲學：一個超級大國的特征》一文中說，“當今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將巨大的物質能力和自己的政治哲學結合在一起——美國和中國。”我們能否理解，在您看來，美國和中國是兩個最能將自身“硬實力”和“軟實力”結合在一起的國家？

季莫費耶夫：美國和中國無疑是當今“硬實力”和“軟實力”潛力最大的國家。盡管人們對這些概念的內涵還存在爭議，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中美兩國除了擁有較大的經濟規模和較強的物質能力外，還向世界提出了各自的發展觀點，而這些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國家的經驗、政治文化以及對當代國際關系主要挑戰的看法所決定的。

環球時報：中美兩個大國間政治哲學的主要區別在于什么？中國和美國的政治哲學會產生沖突嗎？

季莫費耶夫：我認為主要區別在于，美國的政治哲學將世界分為“我們”和“他們”。這種劃分的標準之一是將國家分為“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并將所謂的“民主國家陣營”和“專制國家陣營”區分開來。而中國的政治哲學是將世界視為命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由各個相互聯系的國家組成。中國的政治哲學不試圖將世界劃分為“我們”和“他們”，而是提出一種可以帶來多贏的學說。這種“贏”可能是不均衡的，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實現，因為每個國家在國際舞臺上都有自己的機會。但中國并不是要表示世界是由中國和其他國家組成的，而是要表明所有國家都共處一個世界。

第二個重要區別是，美國將中國視為世界觀的對手，視為所謂“專制國家”，視為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視為需要改進、需要通過考試、需要達到美國標準的國家。但中國對美國并不是這樣的：它將美國視為一個偉大且平等的伙伴，它肯定美國取得的重大成就，愿意與美國接觸，但并不認為美國的經驗必須成為普世框架。

西方國家抹黑“一帶一路”倡議暴露其思維慣性

環球時報：正如您所說，中國在現代世界中崛起，它的思想和理念經過了實踐檢驗。而且在實踐的過程中，中國也遵循著自己的哲學——反對零和博弈、愿意借鑒西方經驗，并與中國傳統相結合。從理論家的角度，您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及中國對其他西方學說的創造性借鑒？

季莫費耶夫：我認為中國的經驗非常有趣，主要是因為中國并不尋求粉碎或推翻西方的政治理論。中國并不試圖證明西方有不好的理論，中國有好的理論。中國試圖分析西方的思想遺產，采納它認為適合自己的東西。

這里我們所說的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總的來說，中國已經很好地、創造性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獨創的馬克思主義學派。而如果我們看看其他理論，也會發現一些非常有趣的經驗。比如對于西方的政治現實主義理論，中國并沒有反駁它，而是試圖從自己的角度與之合作。我們在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中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概念，比如道德現實主義，中國試圖將現實主義納入不同的軌道，賦予它不同的聲音。我認為，作為一種“哲學的哲學”，這種方法值得高度重視。

中國對包括西方在內的外國思想遺產表現出巨大的接受能力和同理心。也就是說，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人，將看待中國的觀點簡化為“專制對抗民主”，而中國沒有這樣做，中國試圖找到西方思想遺產的用武之地，同時將其與自己的文明遺產相結合。中華文化是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國有著豐富的國家建設經驗，中美兩國的國家建設經歷是不可相提并論的。在我看來，中國的這種接受能力和同理心，以及中國對協調不同概念的希冀，正是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體現之一。

當然，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現代化經驗。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成功地實現了巨大飛躍，中國能夠解決十幾億人的衣食住行問題。這種經驗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中國可以將自己的現代化經驗傳到國外，并說：“看，如果我們成功了，你們也可以成功。即使你們是一個正在經歷問題的貧窮國家，也可以看看我們，我們在50到70年前才經歷過最嚴重的國家問題。我們可以分享我們的經驗，在某些領域我們或許可以幫助到你們。”

環球時報：今年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您如何評價這個倡議對全球經濟發展和互聯互通的貢獻？

季莫費耶夫：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似乎是全球層面的一個重要理念。我們知道，在這一項目框架內，港口基礎設施以及歐亞大陸陸路通道的現代化實現了進步。當然，所有這些努力都是朝著建設性的方向進行的。它們的目標是經濟增長、基礎設施發展、創造，而不是破壞。這是一個建設性的項目，這一事實本身就賦予了它巨大的力量。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西方是如何試圖將“一帶一路”定位為某種可以讓中國在地區和世界上占據“霸權地位”的項目。換句話說，某些西方國家是在按照自己的習慣來衡量“一帶一路”。但事實上，我們看到許多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表示歡迎，并參與了這一項目。“一帶一路”框架下的項目為加強歐洲與中國的互聯互通作出了巨大努力。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網是政治關系惡化時的“安全網”

環球時報：目前，國際社會對俄烏沖突勸和促談的呼聲越來越高，包括非洲國家也派出代表團到烏克蘭與俄羅斯斡旋，傾聽雙方的訴求。您認為最終決定以和平方式解決危機和沖突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季莫費耶夫：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因為俄烏沖突是由冷戰結束以來不斷積累的一整套復雜矛盾造成的。它不是憑空產生的，是我們長期未能解決的歐洲—大西洋安全問題的體現之一。因此，要長期解決沖突，還必須解決這些根本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歐洲大陸的參與者和主要角色在多大程度上為建立一個適合所有人的新安全架構做好了準備。

我們俄羅斯人贊賞中國提出的《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這幾條和平主張非常及時，也很有建設性。

環球時報：在您看來，如果美國不摒棄“戰略遏制”思維，大國想真正和平相處是否就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季莫費耶夫：我們已經提到，美國政治哲學的要素之一是將現代世界劃分為所謂“民主陣營”和“專制陣營”。我們看到了美國遏制俄羅斯、與中國競爭和遏制中國的態度。不幸的是，遏制和沖突總是伴隨著國際關系的發展出現。政治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國際關系是無政府性的，最大的問題是這種無政府狀態能否得到控制。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恐怕難以擺脫競爭，在某些地方甚至難以擺脫國際關系中的對抗。

但另一方面，我們確實在人與人的溝通、教育交流、商業聯系方面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所有這些都在人與人之間建立起一定的關系網，在政治關系惡化時可以起到“安全網”的作用，時間將證明這道“安全網”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現實主義只是外交政策的“最低綱領”，我們還需要更多

環球時報：您曾表示，“赤裸裸的現實主義遲早會顯現出其合法性的極限。一個國家可以完全奉行實用主義政策實現對潛在地區的統治，但只靠武力和金錢并不會有穩固的統治基礎”。這讓一些中國讀者聯想到，美國這些年在一些國家或使用武力顛覆政權，或搞“顏色革命”破壞社會穩定，最后反而給這些國家留下爛攤子。美國在實用主義和政治哲學的融合方面，出了哪些問題？

季莫費耶夫：實用主義是任何國家外交政策的必然屬性，現實主義原則是外交政策的“最低綱領”。如果一個國家沒有軍事能力和經濟能力作為保障，那么它的國家安全就無從談起。然而，僅有這些是不夠的。一個國家還需要回答這些問題：如何實現公正的世界秩序？如何確保國家間的競爭保持建設性，并確保競爭不會導致某些國家獲益過多而另一些國家遭受災難？如何避免極端與零和博弈？想回答這些問題，現實主義已不再夠用，我們還需要更多東西。

美國提出了自己的世界觀，即以美國的內部結構和世界秩序模式為中心、走向市場的民主化。中國則提出了不同的世界觀——以多贏為結果的國際關系。如今，俄羅斯也在發展自己的政治哲學，將世界秩序視為不同極點的平等合作，不同文明應該并且能夠獨立決定哪種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最適合它們。

環球時報：您最近提醒說，美國和中國也有可能面臨蘇聯曾面臨的“理論與現實狀況脫節”的情況。可否請您具體談談蘇聯當年的經驗教訓？

季莫費耶夫：蘇聯的一個重要教訓是，曾經贏得全球數億人思想的理論逐漸與蘇聯的現實生活脫節，這是導致蘇聯解體以及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經歷最深刻危機的原因之一。

任何國家、任何制度、任何社會體系都可能面臨與現實脫節的威脅。與此同時，接受現實并找到力量使理論適應新的現實需要極大的勇氣。不幸的是，我們經常看到某些國家無視現實，隱藏或保留自己的慣用伎倆。認識新現實的勇氣以及這種勇氣的必要性都是我們從蘇聯經驗中吸取的主要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