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時期法國對異域的認知與知識生產

15世紀晚期以來的地理大發現和海外探險，極大增強了法國人對王國以外地區和國家的興趣與關注。16世紀法國認知異域的表征和載體，既體現在從地理空間上對世界的描繪，也表現為游歷遠方的熱情催生出的各類旅行寫作。不同群體基于自身描繪世界、觀察異域、書寫“東方”的方式，受文藝復興知識生產語境的影響，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

描繪世界：“迪耶普制圖學派”

1550年，被視為“迪耶普制圖學派”開創者的皮埃爾·德塞利耶將一幅制作完成的世界地圖呈獻給法國國王亨利二世。這張精美的手繪地圖由四張羊皮紙拼成，現藏于大英圖書館。地圖在對應區域繪有宮殿和城市、首領和族民、動植物和山脈、船只和海怪等，并附有26段說明文字。

迪耶普位于諾曼底北部，自14世紀以來便是法國首屈一指的天然良港。15世紀晚期到17世紀中葉，迪耶普所在的諾曼底是法國從事捕魚業、海洋貿易和探險最為活躍的省份。盡管16世紀法國的海外探險大都是短期行為，但商人和君主們對開辟新貿易航道、在海外拓殖都抱有熱情。他們渴望通過更直觀的方式了解當時的世界，積極贊助寰宇學家對世界進行重新繪制。

諾曼底因此發展成為法國重要的地圖制作中心，迪耶普則以制作寰宇航海圖而聞名，被后世稱為法國“地理學的圣城”。16世紀40-60年代是迪耶普制圖學派的黃金時代，大部分制圖師同時身為船商、領航員或探險家，有出海遠航的經歷，如讓·羅茨、紀堯姆·勒泰圖等。他們并非書齋中的地圖生產者，無論是親身前往海外經商或探險，還是王國的商人和水手們帶回的信息，都構成其描繪世界的智識來源。

諾曼制圖師們還受益于一個國際化的知識傳播網絡。大多數諾曼地圖上的地名往往以法語和葡萄牙語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標注，一些海岸線的描繪也與當時葡萄牙海圖相似，可以看出葡萄牙地理制圖對迪耶普學派的影響。

地圖中還包含著君主的殖民野心或商人們對開辟貿易路線的渴望。如諾曼地圖大都對太平洋地區進行留白或描繪不詳，這與當時西、葡海圖形成鮮明對比。法國人并非不知道太平洋的存在，如此處理或許是因為彼時他們對太平洋地區缺乏興趣。相反，諾曼地圖大都對北美海岸和巴西作詳細描繪，德塞利耶的地圖甚至將北大西洋直接稱為“法蘭西海”，這與法國商人和君主企圖打破西、葡壟斷，在美洲拓殖的興趣相一致。

迪耶普制圖學派代表的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地圖制作從中世紀向現代轉變的重要階段。它既依賴托勒密的《地理學大全》和中世紀有關世界地理的傳統概念，同時又嘗試將這一時期新的地理和航海信息整合進世界地圖的繪制中，其中還混雜了不同的時空概念甚至想象。不過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文本和圖像的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正如美國地圖史學家戴維·伍德沃德所言，中世紀的地圖只是旅行指南、航海指南和地方志的附屬品，到文藝復興時期，它已發展成為一種可以獨立于文本之外的表達。

游歷遠方：旅行寫作的興盛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盡管延續自中世紀的經商、朝圣、傳教等仍是旅行的重要目的，但“旅行”一詞日漸被賦予以探險、發現、求知、好奇為導向的新意涵，是認識世界、獲取新知的手段。法國人文主義代表米歇爾·德·蒙田將旅行視為培養人的“學校”，是一種“有益的鍛煉”。法國歷史學家吉勒·貝特朗認為，自16世紀30年代開始，精英階層通過旅行實現自我教育的做法，逐漸成為“一種兼具知識性、社會性、審美性以及政治和道德意味的行為典范”。

作為藝術、古典文化和天主教的圣地，意大利在整個近代早期都是法國精英群體外出游歷的重要目的地。在歐洲之外，黎凡特、伊斯坦布爾和埃及等地也是16世紀法國人出游的主要目的地。這一時期出版的有關近東的游記數量是美洲的兩倍之多。1588年，出生于布列塔尼的雅克·德·維拉蒙從巴黎出發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一路上他游覽了意大利的主要城市，沿著達爾馬提亞海岸前往希臘、土耳其和耶路撒冷，還順訪敘利亞和埃及等地，歷時39個月。其游記《維拉蒙領主之旅》于1595年出版，成為16、17世紀之交法國最受歡迎的游記和旅行指南。從維拉蒙的敘述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即便以朝圣為目的的旅行寫作，其中的宗教虔誠也部分為好奇和探察之心所取代。與此同時，帶有個人游歷體驗的記述日益受到讀者歡迎。17世紀，法國的旅行者開始越過近東，前往波斯、印度、暹羅以及中國等地。

與中世紀相比，近代早期外出旅行的性質和地域范圍無疑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加上印刷術的普及，海外探險和外出游歷帶來航海日志、旅行指南、游記等旅行文本的寫作和出版熱潮。17、18世紀，越來越多的博物學家、古物學者、藝術家和學生也加入旅行隊伍中，出版的旅行指南和游記更是成倍增長。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強調以一種冷靜自持的態度對待異域文化，深化對人類和世界多樣性的認知和理解，這種思想對當時旅行者觀察和書寫異域的方式有著深刻影響。直到18世紀，海外游記都被歸入“地理文本”而非虛構文學題材，如德國全球史學家于爾根·奧斯特哈默所言，是“透過經驗來理解世界的工具”。

書寫異域：文藝復興時期的“東方學”

文藝復興時期，“東方”之于法國，主要代指意大利以東的黎凡特及其所屬的奧斯曼帝國等地。黎凡特（Levant）之名便源自中世紀法語，意指“東方，太陽升起之地”。16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在蘇萊曼大帝治下日趨鼎盛，對西歐人而言，它既是危險勢力和異教徒的代名詞，又是君主擁有絕對權力的制度典范，加上其不同于西方的風俗和生活習慣，帶給旅行者一種“混合著不安與厭斥的迷戀”。在啟蒙時代的“中國熱”席卷歐洲之前，始于文藝復興時期的“土耳其熱”便在法國人的推動下逐漸風靡歐洲，對近代歐洲的科學、藝術、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為應對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脅，1536年法國與奧斯曼帝國建立同盟關系，雙方開始互派使節，由此開啟了法國“東方學”的大門。弗朗索瓦一世派遣的使團中便包括法國第一位東方學家紀堯姆·波斯特爾，他負責為王家圖書館搜集各類東方手稿。波斯特爾精通多門東方語言，回國后獲授王家學院東方語教席，并出版法國首部阿拉伯語語法著作。1547年亨利二世派遣的使團中還包括植物學家皮埃爾·貝隆、博物學家皮埃爾·吉勒、探險家安德烈·泰韋、王室地理學家尼古拉·德·尼古勒等。使團帶回大量以阿拉伯語為主的宗教和科學典籍，不僅推動法國對東方典籍的翻譯和知識整理，也對法國科學的早期發展作出貢獻。

使團成員將自己出使游歷的見聞和觀察付諸筆端，成為當時法國等歐洲人了解“東方”的重要載體。如波斯特爾先后寫就《敘利亞見聞錄》和《論土耳其共和國》，貝隆于1553年出版《希臘和亞洲等地之奇聞異觀》等著作。尤其是尼古勒1567年出版的《東方紀行》很快風靡法國，在16世紀七八十年代相繼被譯成德語、意大利語和英語出版。作者在描述伊斯蘭世界時流淌于筆尖的“冷靜和克制”，使該書成為之后兩個世紀歐洲知識群體研究伊斯蘭民族志的基礎文本。

不過，16世紀的旅行家身處一個政治、商業、文化和信息流動共同造就的知識生產網絡中，他們書寫“東方”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內政外交情勢的影響，同時也有著以法國為中心觀察世界的鮮明烙印。面對深陷宗教紛爭和軍事沖突旋渦中的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波斯特爾筆下無論是對近東的記敘，還是對印度和日本等遠東地區的宗教想象，都寄托了其作為世界主義者的理想，即建立一個在法蘭西君主統治下沒有宗教分歧、政治統一的和平世界。在1554年出版的《黎凡特寰宇志》中，泰韋則宣稱，散落在奧斯曼治下的希臘羅馬遺跡“屬于法國的過去”。他還呼吁應收回這些遺產，“以使其免受土耳其人的破壞”。不過總體上，如加拿大學者尼古拉斯·迪尤所言，18世紀之前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尚未確立對東方的技術、文化和心理優勢，這一時期以博學和好古構成主流知識生產模式的“東方學”，其歷史語境不同于后殖民理論代表人物薩義德所闡釋的現代東方學。

總之，16世紀法國與更廣闊世界的接觸和互動，形塑著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異域的認知，也帶來知識生產方式的轉變。地圖和旅行文本中對異域的描繪、表征和書寫，一方面體現出渴望認識世界、了解“他者”的人文主義精神對知識群體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也不乏政治、外交和商業利益上的考量，以及認知局限帶來的想象和虛構。零散尚不成體系的文藝復興“東方學”也構成17、18世紀法國和歐洲“文人共和國”重要的智識遺產。

（作者：熊芳芳，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