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行公法 以法促廉

廉潔，是關乎政治穩定、國家命運的大事，倡導廉潔操守也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品德。對于如何確保官吏和政府的廉潔，歷代學者多有闡發，其中先秦思想家韓非的《韓非子》高揚“法”的精神，為后人理解并踐行廉潔政治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作為身處先秦亂世的思想家，韓非高度重視廉潔問題。他強烈抨擊官吏寡廉營私給國家造成的危害，《韓非子·亡征》指出“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這就是說如果官職可以靠權勢求得，爵祿可以用錢財買到，國家將亡！而如何遏制官吏貪腐營私？不同于同時代儒家、墨家等重視個人道德修養，韓非作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明確強調“法治”的根本作用。他認為只有確立了法律制度并嚴格加以執行，才能遏制官吏百姓的私欲、私行，營造守法奉公的社會氛圍，進而使國家富強。

《韓非子·有度》指出，“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在韓非看來，法令嚴明，就像“寄千金于羿之矢”，意思是把千兩黃金置于神射手后羿弓箭的保護之下，那么即便是柳下跖這樣貪婪的大盜，迫于刑罰的壓力也不敢去偷取。只有厲行法治，國家才能有效地治理一個“賢與不肖”并存的復雜社會，才能威懾罪人、令“邪者反正”。

韓非強調法治，不單要立法，還要執法、守法，要國家政令統一，還要營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環境。因此他在強調“以法促廉”的過程中，還指出了一系列保障性的原則問題。

國家確立法律制度，必須規則明確，執行精準，不能給官吏上下其手、以權謀私的機會。《韓非子》中記載了一個故事：趙簡子派人下去收稅，稅吏向他請示稅額高低。趙簡子說：“別太輕也別太重。太重了，利益都歸了國家；太輕了，利益全歸了百姓。只要官吏從中撈不到私利，輕重就適度了。”結果賢士薄疑就調侃趙簡子說：“君之國中飽。”意思是說趙簡子這種原則上陳義甚高，但毫無具體標準的稅額指示，只能造成上面的國家、下面的百姓都得不到好處，只有“中間”這群奸吏營私舞弊吃了個“飽”。出現這種惡劣情況，正是法律政令規定不清、缺乏實際約束力的結果。

國家的法律政令要連貫統一、立意清楚，不能前后抵牾。《韓非子》寫道：有一個延陵卓子，他用駿馬駕車，馬前裝飾著交錯的鉤、勒，后面則有鋒利的鞭針，給馬制造了很多障礙。駕車的時候，馬要前進時他往后緊拉韁繩，馬要后退時他卻用鞭子抽打。馬前不能進，后不能退，只好往左右亂跑，結果卓子大怒，抽刀砍斷了馬腿。當時的名馭手造父看見了，就流淚嘆息，傷感于馬的遭遇，也聯想到了現實中的官吏廉潔問題。一國之法令制度，應有利于懲惡揚善、揚長避短。不能任意制定、變更自相矛盾的政策，使官員百姓無所適從、進退兩難，發揮不出法律應有的規范和引導作用。

實行法治，要求執政者率先秉公奉法，避免因個人好惡以及身邊親信的干擾而傷害廉正之士。韓非認為，君主與左右親近小人一起討論賢士的品行，是“與不肖論賢”，不但令賢士蒙羞，君主決策也會悖亂。更何況廉正之士往往不屑于“以貨賂事人”，也就很難得到權臣近侍的引薦。長此以往，國家進賢之路必然斷絕，政治也就會腐化混亂。《韓非子》中的一則西門豹故事說：西門豹做鄴城的長官，清正廉明，克己奉公，“秋毫之端無私利”，因而也就怠慢了君主的左右近侍。這些近侍就勾結起來中傷他。結果為官滿一年，西門豹竟然沒有通過考核，差點被罷了官。第二年，西門豹在地方上橫征暴斂、搜刮百姓，極力賄賂巴結那些君主的左右近侍。于是一年后再次考核，西門豹竟被評定為治績卓著，國君還親自去迎接他、向他下拜。這則故事告誡人們，要確保法治的順利推進，執政者本身首先要能夠遵行法度、遠離佞幸、秉公決策，如此才能營造出清朗公正的政治生態，廉正之士才有“底氣”去實現他們的理想志向。

除了站在國家和君主的立場上強調以法制促廉潔、去私利，韓非也對官吏提出了廉潔方面的從政要求。《韓非子·飾邪》說：“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污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能讓官吏們“去私心行公義”，既要通過嚴格立法以實現，也要靠官吏們砥礪操守、守法奉公來維護。在《韓非子》中有“子罕不受玉”的著名故事，宋國有人把玉石獻給執政官子罕，子罕不接受。那人說：“這是寶玉，理應送給您這樣的大人用。”子罕答：“你把玉當做寶，我卻把不接受你的玉當做寶。”在韓非看來，像子罕這樣節欲望、輕財貨、廉潔奉公，才是滿足了國家的利益需要，也符合從政的行為準則。

盡管強調“無欲”，但不同于儒家、墨家等追求道德的純粹和超越，韓非仍承認人“欲”存在的合理性。《韓非子·解老》說：“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人有欲望不可怕，關鍵在于這種“欲利之心”是否有度。所以韓非引用《道德經》中的“禍莫大于不知足”，強調人應當根據國法的要求把個人私利限制在一定范圍內，通過正當途徑來滿足自己合理的欲望，否則“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就會陷入“迷”的歧途。在這方面，《韓非子》里記述的公儀休就是一個“明白人”。公儀休做魯國的宰相。他喜好吃魚，結果舉國上下都爭相買魚獻給他。對此公儀休一概不收。他弟弟就問：“您愛吃魚，卻不收魚，是為什么？”公儀休回答：“正因為愛吃魚，我才不收。假如收了，就得遷就那些送魚的人、滿足他們的利益；遷就他們，就要違法謀私；違法謀私，我就會被罷免相位。這樣一來，就不會再有人送我魚了。而且丟了做官的俸祿，我自己也沒辦法再搞到魚。我現在不收魚，就是為了保住相位，能長長久久地自己搞到魚吃啊。”公儀休是個有私欲的人，但他能夠清醒地判斷眼前小利與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能夠以合法的途徑來實現個人的利益，既沒有因小失大，客觀上還將個人私利與國家利益契合起來，實現了“雙贏”。當然，這些良好的個人操行，在韓非看來，并非出于什么德性，根本上還是因為有法的約束和震懾。

韓非的《韓非子》中蘊含的倡廉去私、守法奉公的法治主張，成為中華文明自古相傳的寶貴思想財富。今天，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偉大征程中，韓非“明法、致公、倡廉”的思想仍能給我們帶來諸多教益和啟迪。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