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中國傳統司法的制度理性（學術隨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法系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優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們傳承。”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要更好借鑒傳統司法智慧，深刻認識到中國傳統司法在司法理念、裁判方法和程序設計等方面都展現出立足實踐需要、富有民族特色、經受歷史打磨、取得顯著成效的獨特制度理性。

形成以人為本、公平公正的司法理念。中國古代稱天、地、人為“三才”，認為人在天地之中，兼具理性與道德，體現了古人的自信和對人的肯定。重視人命、人心、人力的思想源遠流長，積淀形成了以人為本的司法理念和明德慎罰的司法原則，即反對專任刑殺，重視道德教化，盡量保全生命、勞動力和家庭，并形成相應的若干制度設計。在漢代，體恤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已經制度化。南北朝時期，州縣死刑案件已不得自行輕易處決。唐代實行死刑復奏制度，地方死刑案件要三復奏。清代一般死刑監候案件都要經過秋審復審再予決斷。以人為本、維護社會安定，必然要追求司法之“平”。“平”就是公平，就是合理，反映了中華法系的秩序觀和正義觀。同時，在哀矜折獄、恤刑等思想指導下，“平”也蘊含著重生、欽恤的意味，表現為在拷訊、定罪、量刑中要相對寬和、平恕。

運用守文原情、有經有權的裁判方法。兼顧天理、國法、人情一直是中國傳統司法的價值旨歸。古人認為，國法源自天理并以天理為最高依據，順應天理的國法也就順應了人情；人情必須受國法的控制和矯正，國法對人情的規范也要順人情而為。中國傳統司法將法律、禮制、儒家經義、民間風俗等多種資源整合起來，以綜合性、全局性的思維開展司法裁判，追求案件結果公正合理和良好社會效果的統一。這種裁判方法是在漫長歷史中逐步形成的。秦代與漢初深受法家影響，為實現司法統一，嚴格依法裁判，即守文而判。西漢董仲舒等儒者通過“春秋決獄”，將“原心論罪”引入司法裁判，以當事人內心善惡作為實質判斷標準。到了唐代，《唐律疏議》明確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而司法官員則在尊重制定法的基礎上從情、理、法角度綜合思考，做到有經有權、經權融通，實現了以守文為前提，以原情為權衡，守文與原情相結合，有經有權的裁判推理模式。明清以降，中央審判機關將有代表性的案件及其處理依據確定為成文規則（例）或成案，為后來的案件裁判提供依據或理由。守文原情的裁判方法，既不脫離制定法的統一性和確定性軌道，又可以在制定法適用范圍內實現個案公正。

具有類型分流、注重效率的程序理性。中國疆域廣闊、人口眾多，這種廣土眾民的國情導致古代中國的治理成本較高，歷代王朝經常面臨統治資源匱乏和力量不足的困窘，因此做好國家治理結構和程序的設計就至關重要。中國傳統司法就是如此。從中央到地方，古代中國形成了多級的司法體系，根據案件可能判處的刑罰輕重，對案件進行合理分流，以應對廣土眾民條件下的訴訟壓力。以清代為例，州縣官員可直接就笞、杖刑案件和一般民事案件作出終審判決，徒刑以上案件則要上報。府復審州縣上報案件，按察司復審徒刑以上案件，督撫批結無關人命的徒刑案件，重大案件還要上報中央。案件分流使各級機關得以根據自身職權、資源和能力，有針對性地處理各類案件，有利于對大國的長期有效治理。此外，古代中國還注重通過多種方式化解矛盾糾紛，追求“無訟”境界。“無訟”并非杜絕一切訴訟，而是追求爭訟各方心悅誠服，盡量消除再訟、鬧訟的隱患，從根源上減少訴訟。早在先秦時期，國家就設立專司民間調解的“調人”。從秦漢到明清，國家在督促官員教化民眾、妥善處理爭訟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民間也活躍著不少發揮重要作用的非官方調解組織。調解等糾紛解決途徑在不增加國家治理成本的同時，成為國家司法的重要補充，和司法一起共同發揮了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實現長治久安的重要作用。

中國傳統司法彰顯了中華法治文明的厚重積淀。要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和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深入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為新時代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歷史鏡鑒。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24年02月19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