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范問責機制 別讓基層干部背鍋

十多年前，筆者在采訪一些關注行政領域事務的學者時，常聽到的一個觀點是：加強問責。理由是，出了事若不敢問責、問責不力，震懾力就有限，就很難讓犯錯者長記性。而在彼時，一些熱點事件暴露出的問責不到位問題的確引發爭議。

時至今日，“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已成常態，“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的意識更是深入人心。但與此同時，問責不合理現象也時有顯現。最近，《半月談》雜志在報道中指出，歲末年初，一些部門頻繁被追責直呼“受不了”，一些干部認為追責不合理被“誤傷”，而且，有些追責是用現在的規則來衡量過去產生的問題，而一些基層干部既要為上級責任背鍋，又要為多年前的歷史遺留問題“埋單”，嚴重傷害基層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在現實中，有的干部很有干事創業的激情，但遇到的歷史遺留問題較多，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新官遇“舊債”的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責任超載”本質上就是“背鍋”。主要原因是，有些問責機制不精準、不科學、不公正，令問責變異。

問責機制作為規范權力運行的重要手段，蕩滌了歪風邪氣，發揮了深層次作用。但問責機制如果做不到精準、規范，不僅很難起到規范權力運行的作用，還會誘導權力運行出現種種偏差。一旦問責機制成為上級或某些領導推卸責任、轉嫁“禍端”、轉移壓力的“法寶”，出現問責隨意化、兒戲化、工具化傾向，基層干部就必然失去科學評價機制的支撐，陷入動輒得咎、干多錯多、不干不錯的泥沼中，其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可能遭到嚴重傷害，進而影響到政策的落實、項目的推進。

因此，在強化問責機制的過程中，需要堅持權責一致、嚴肅問責、規范問責，防止問責。這既是為了幫助基層干部解憂、“洗冤”，更是為了抵御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侵擾，使問責機制更具精準性和剛性，保證問責機制方向不歪、威力不減。

針對一些問責亂象，中央早有關注，也拿出了良策。早在2019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就印發了《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提出：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實事求是、依規依紀依法嚴肅問責、規范問責、精準問責、慎重問責，真正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

在基層諸多負擔之中，“責任超載”帶來的負擔堪稱最重。在今天，對照中央要求，通過周密的制度設計、規范的問責流程，加快構建精準問責機制，細化責任認定規則，將“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集體決定、分清責任”等要求落到實處，各級干部需要從我做起、勇于擔當、敢于負責，盡量減少“層層甩鍋”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