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訓談“小說與寫小說”：傳統文體正在回歸

荊楚網客戶端—荊楚網消息（記者張揚 通訊員張靜）“中國古小說就是今天的段子”“ 西方小說以前叫fiction，文藝復興之后叫novel”……10月16日，由湖北省文聯主辦，湖北省文聯文學藝術院、荊楚網（湖北日報網）承辦的“荊楚文藝名家講堂”（第六期）如期舉行，湖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武漢大學資深教授於可訓精彩分享“小說與寫小說”。一個半小時網絡直播，73歲的老先生談吐風趣，妙語連珠，吸引13萬網友在線觀看。

“中國古小說就是今天的段子”

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雜篇《外物》：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在莊子看來，“小說”是與“大達”相對的小道，與文體意義上的小說并不相同。

到東漢初年，桓譚作《新論》，稱小說是連綴一些零碎、瑣細的語言而成的雜記，首次賦予小說文體上的意義。后來，東漢班固作《漢書·藝文志》，認為小說本是街談巷語，由小說家采集記錄，則是小說見于史家著錄的開始。在中國古代，小說區別于講究抒情、對仗的詩歌，在文體上歸屬散文大類。

於可訓向網友們介紹，唐代以前的小說可稱作古小說，除了《世說新語》《搜神記》等志怪小說、志人小說，古小說主要用來記載修史之余的軼事，普遍篇幅短小，立意不高，“通俗地講，就是今天的段子”。

《唐人傳奇》興起，成為中國小說的轉折點。有人考證，是唐代溫卷制度，促進了古人有意識地創作。至此，小說不再是道聽途說之言，開始有了人物、情節等架構，篇幅也比古小說長了許多。至宋元，話本盛行，并逐漸演變成為章回體小說。

西方小說從fiction演變到novel

說起西方文學，於可訓同樣如數家珍。於可訓說，西方小說起源于古希臘神話、史詩，《神譜》《荷馬史詩》雖是詩歌，卻并非抒情，而是以詩歌形式敘事，可以視作小說的雛形。

13世紀騎士文學的發展成為西方小說分界線，散文方式敘事逐步取代詩歌敘事，走上歷史舞臺。這段時期及以前的小說，英文中用fiction指代，意為散文、虛構故事。

散文敘事延續至文藝復興，更多人文思想灌注進作品。如文藝復興開山作之一《唐吉坷德》，用騎士的極端行為，批判騎士制度的荒謬。此后，西方小說多用novel指代，這個單詞作為形容詞有新穎、與眾不同等含義。

雖然名稱變了，可西方小說脫胎于神話、史詩的“根”沒變。時至今日，英雄史詩、長篇巨制仍是西方小說主流，西方最著名的作家也多因長篇小說聞名。

中西合璧無需“一刀切”

縱觀中國小說的發展，由小到大，由短到長，而西方小說長篇主導，講究“人物、情節、環境”三要素。中國小說取材街談巷語，而西方小說描述非凡神人，這些差異導致了中西方對于小說理解的偏差。

近代以來，我國小說受西方理論、觀念影響，更多用西方眼光看待中國小說。“時下流行的筆記小說，就是典型的西式標準命名的產物”，於可訓說，中國古代沒有筆記小說一說，筆記小說的概念出現于民國初年，當時有人按西方小說標準，將我國古代豐富的筆記中“人物、情節、環境”挑出來嫁接而成。

“采用西式標準，我們可能與世界接軌同步了，但也遮蔽了中國傳統小說資源。”於可訓認為，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之間搖擺，向中國化方向前進，是近現代小說的發展趨勢。中西合璧無需“一刀切”。於可訓將中國現代小說發展分為幾個階段：五四時期，中西雜糅；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外西內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顯西隱；上世紀八十年代后，先西后中。

進入新時代，於可訓判斷我國傳統文體正在回歸，無論是遲子建的編年體小說《偽滿洲國》，孫惠芬的方志體小說《上塘書》，還是張煒的紀傳體小說《外省書》，亦或是李銳融合農書和風物志創作的《太平風物》 ，都是作家在我國歷史資源上的成功再造。

於可訓表示，這些創作成果表明，我國作家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在與日俱增，中國文化豐富的蘊涵將成為當今中國文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造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