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樓蘭終不還” 《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出版始末

“不破樓蘭終不還”

大漠孤煙，長河落日。一度，人們在說起樓蘭時，腦海里大概浮現出這樣的景致。中華文明幾千載，關于樓蘭的記錄，從漢代以來史不絕書，它出現在“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唐詩里，出現在“要斬樓蘭三尺劍”的宋詞里，卻越來越成為一個神話。因為從魏晉以后，樓蘭便難覓蹤跡。

直至20世紀初，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中國西域考古中偶然發現了樓蘭古城，這個從人們視野中消失一千多年的樓蘭，才再次回歸，并成為國際焦點。1930年代，中國人黃文弼走進樓蘭地區，卻因羅布泊大水，而未能涉足古城；一直到半個世紀之后，侯燦先生有幸深入樓蘭，終于成為到達樓蘭古城的第一批中國考古學家之一。日前，侯燦先生編著的《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在寫就36年之后得以出版。如今，先生遠去了，讓我們跟隨他的報告，去趟樓蘭。

走進樓蘭

在有文字可考的典籍里，樓蘭曾經是絲綢之路上貫通東西的綠洲王國，是著名的西域三十六國之一。但在魏晉之后，就真正只是一個神話、一段傳說。

1900年，斯文·赫定一行在考察羅布荒原時偶然闖入樓蘭古城，打破了孔雀河東南16公里處持續千余年的寂靜。長著一個高聳鼻子的斯文·赫定，嗅到了這里曾經的繁華。于是，在經過一番認真準備之后，斯文·赫定次年重返樓蘭。

在樓蘭，斯文·赫定不能不說是喜笑顏開，他無拘無束，量長寬、撿銅幣，簡紙文書上的字他雖然不認識一個，但他知道那上面記載著古樓蘭的過往。錢幣、石制品、絲織品、簡紙文書，斯文·赫定滿載而歸。

此后的英國人斯坦因和日本人橘瑞超也不甘示弱，他們從樓蘭帶走了他們能找到的寶貝。

直到1930年代，中國人黃文弼才有機會進入樓蘭地區，他的《羅布淖爾考古記》記錄了樓蘭王國區域中的土垠遺址，但他還沒有深入到樓蘭古城。此時，在國際上，樓蘭古城故事的講述者，還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中國人沒有自己的發言權。

1979年，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的侯燦先生有望打破這個局面。當年11月底12月初，他頂著嚴寒，乘汽車順孔雀河北岸向東南行駛。此后，又徒步橫跨干涸的孔雀河床，再穿越崎嶇的雅丹地貌，終抵樓蘭。這一趟行走，只為來年樓蘭考古尋路。

那一年，中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不久，中日聯合拍攝“絲綢之路”電視系列片，其中由敦煌經樓蘭至焉耆，荒無人煙的路段由中方單獨拍攝。中央電視臺便邀請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協作，組成考古工作隊進入樓蘭地區開展調查和發掘工作。

幸運之神眷顧了考古專業科班出身的侯燦。1979年11月的新疆，天寒地凍，物質條件和交通條件都相當艱苦。但敏感的職業習慣使侯燦明白，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和一行人不畏這些困難，萬般珍惜這一次樓蘭之旅。

1980年3月27日，侯燦與新疆考古所的同事吐爾遜、呂國恩和邢開鼎，以及和碩縣牧民賓拜，加上人民解放軍89800部隊負責給養、運輸、駝隊管理和勞動力提供的20多人，由前一年考察過的路線直接進駐樓蘭。4月22日，大隊人馬完成任務后，從樓蘭撤離。

細數樓蘭

司馬遷根據張騫的報告撰成的《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顯然，樓蘭在當時已經是一個城郭之國。公元400年高僧法顯西行，途經樓蘭，他在《佛國記》里記載，此地已是“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

往前的遠古歷史，無籍可考；東漢以后，史籍也不再見有樓蘭的一言半辭。樓蘭，從此隱沒于歷史之中，成為神秘之境。

樓蘭到底在哪里？發生過什么？當時的人過著怎樣的生活？為一探究竟，侯燦一行與古人“相逢”于孔雀河，尋找樓蘭的歷史瞬間。

東經89°55′22″，北緯40°29′55″，走進樓蘭遺址的侯燦一行，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重新核定了樓蘭古城的具體位置：孔雀河下游的三角洲南部，羅布泊的西北，西南直距若羌縣城220公里，西北直距庫爾勒市340公里，北距孔雀河最近點16公里，東距羅布泊岸28公里。在以往出版的斯文·赫定關于樓蘭的論著中，也曾記載著當年他們深入樓蘭測得的經緯度，而侯燦這一次的測量，更正了以往的多次錯誤。

水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所以考古隊在調查發掘過程中十分注意古人用水問題。“一條古水道從城的西北角經三間房官署遺址背后轉而伸向城的東南角，基本上成對角線穿城而過。”侯燦在現場發現，由于長年流水，水道褶皺帶上還殘留著許多小螺殼。而這條水道，侯燦判斷系人工開鑿，供應當時城中居民的用水。1900年斯文·赫定及其后的斯坦因，對城中的古水道都未有只言片語。

細心的侯燦一行在古城及其城郊的房屋遺址中，還發現了許多桃核。桃子喜歡溫暖濕潤的環境，桃核的發現，表明古樓蘭地區的自然條件很適宜桃樹的生長。“這一項發現，也具有空前的意義。”與侯燦一同進入樓蘭考古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守春說，在以往到過樓蘭的西方人的專著中，同樣沒有記錄這些內容。

在孤臺墓地，侯燦一行發掘了一座幸存下來的墓葬，出土了令人矚目的彩繪漆器、五銖銅錢和許多珍貴的絲毛棉織品。“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樂明光”“永昌”等銘文錦，鮮明地呈現出兩漢時期的典型特點。出土的絲毛織品，都是研究當時織造工藝的難得標本，也顯示了樓蘭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侯燦一行在古城遺址區試掘時還發現，出土的大量文物主要應屬于魏晉時期。他根據眾多的陶器、木器、漆器、鐵器、銅幣、玻璃、絲毛棉麻織品、海貝、海蚌以及各色飾珠、金銀戒指等物判斷，樓蘭確是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中繼城市。“對于我們判定這些文物和古城城制最可靠的根據，是城中出土的大量漢文木簡紙文書，特別是那些記有絕對年代的文書。”據侯燦統計，那一次他們共發掘65枚簡紙文書，其中木簡文書63枚，紙文書2枚，有紀年的文書4枚，從泰始二年（266年）到泰始五年（269年）。侯燦根據考釋得出結論，西晉司馬炎執政時期對樓蘭進行過積極的建設，樓蘭古城的最后形制應該是完成于那個時期。

心傷樓蘭

1980年4月從樓蘭返回之后，侯燦一行就繪圖的繪圖，整理數據的整理數據，找專家鑒定的找專家鑒定，馬不停蹄，分工協作。

20多天的考古調查和發掘，2000多天的整理和研究。終于，1987年，“守得云開見月明”，侯燦先生一行的考古報告畫上了圓滿的句號，他將《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原稿小心翼翼地寄往北京的出版社。

不多久，侯燦先生所在的新疆考古研究所收到了出版社的來信。他相信，“靜待花開終有時”。1987年11月9日的那封加蓋出版社編輯部公章的掛號信，令侯燦先生大喜過望。“報告糾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誤，并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新資料和論證，有助于更清楚地認識樓蘭的歷史。”專業出版社給予這份報告以充分的肯定，并強調“已列入明年的發稿計劃”。

中國人民大學孟憲實教授在新疆工作時，不止一次地親耳聆聽過侯燦先生申明樓蘭考古的重要性。“新疆考古對于中國十分重要，而樓蘭是國際矚目的焦點。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時代過去了，樓蘭考古研究，該聽聽中國的聲音了。作為樓蘭的第一部考古報告的撰寫者，侯燦先生滿懷自信。”孟憲實為侯燦先生高興，也為中國高興。

又是不多久，侯燦先生再次收到出版社的來信。寥寥幾個字，給侯燦先生潑去一盆冷水。1988年3月28日的那封依舊加蓋出版社公章的信，退稿的意思明確無誤：“據了解，文物月刊將在今年七期發布樓蘭調查發掘的一組簡報，簡報包括了現有這本《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的主要內容。我社目前紙張緊缺，出版方面有很多困難，鑒于上述情況，原擬出版的樓蘭報告專刊實無法承擔。因此只有將報告原稿璧還（另函），請查收并懇祈多多見諒。”

孟憲實透露，考古工作先發表簡報，再發表報告，這是考古行業的慣例。“經常遇到的情況是只有考古簡報發表，考古報告卻一拖幾十年都沒有動靜。侯燦先生的工作如此迅速，簡報和報告幾乎同時完成，完全可以看作是考古學界的奇跡了。”

當年7月29日，《文物》月刊第七期，侯燦先生的三篇簡報文章《樓蘭古城址調查與試掘簡報》《樓蘭城郊古墓群發掘簡報》和《樓蘭新發現木簡紙文書考釋》，排在刊物第一組，十分醒目。

鐘情樓蘭

樓蘭之于侯燦先生，是魂牽夢縈，是朝思暮想。1979年和1980年兩次進樓蘭，對于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的他來說，可謂跳出了“紙上談兵”，猶如士兵親臨了戰場。

那兩次，侯燦作為樓蘭考古隊西隊隊長，負責樓蘭古城遺址及其周邊古墓群的考古調查和重點發掘。從樓蘭返回，他把余生大部分精力用于在樓蘭三間房及周邊發現的木簡紙文書及樓蘭其他相關問題的研究上。

1981年至1986年，侯燦結合自己的樓蘭考古經歷和1900年以來斯文·赫定、斯坦因、黃文弼等人的考察與研究，相繼發表了《論樓蘭城的發展及其衰廢》《樓蘭出土糜子、大麥及珍貴的小麥花》《荒漠中的古城——樓蘭考古紀實》等專題研究論文和有關考古過程的簡介。

1987年編著的《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雖然未能如期順利出版，但是侯燦先生沒有就此懈怠，停滯不前。他深知新疆考古的重要性，更曉得樓蘭考古之于新中國考古事業的重要意義。此后的若干年，他依舊鐘情于樓蘭。1999年11月，侯燦費盡心血主編的《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出版。皇皇40萬字、圖文并茂的三巨帙，梳理了一個世紀以來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和侯燦一行在樓蘭遺址挖獲的漢文簡紙文書。幾百枚木簡紙文書，躍然其上的，是當時政治、軍事、經濟、屯墾、文化、交通和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

上世紀90年代末還在新疆師范大學讀書的張莉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那幾年她一直跟隨在侯燦先生身邊，協助他翻譯和整理斯文·赫定、斯坦因、貝格曼等人論著里的重要章節、圖片題名和相關注釋。“盡可能多地占有研究資料，是先生學術研究路徑的一個特點。”張莉說，由于樓蘭研究牽涉的國家和學者特別多，侯燦先生多方拜托國際國內學術友人查找、復印相關資料，又托請學術友人和學生翻譯，孜孜以求，最后才占有了較為全面的研究資料，為樓蘭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1996年至2004年，侯燦先生又發表了《艾爾迪克發現古樓蘭城辨誤》《樓蘭三說正謬》《樓蘭的發現與其正名》《龐貝何能比樓蘭》《樓蘭發現及其糾葛——樓蘭發現百年祭》《樓蘭出土張濟逞文書與李柏文書再探》等系列研究論文多篇。

“其實，在1999年前后，侯燦先生一直在考慮撰寫有關樓蘭的研究專著，卻因各種原因終未完成。這也成為他去世前最為遺憾的事情。”已經是陜西師范大學教授的張莉，最近在整理侯燦先生遺留學術資料時，發現一個文件袋里整整齊齊地裝著“《樓蘭的發現》編寫提綱”和“《樓蘭研究與探查》寫作提綱”。“兩份有著內在關聯的寫作計劃，既能體現侯燦先生有關樓蘭研究的學術脈絡，又能體現他的治學精神——悠悠赤子心，樓蘭未了情。”

圓夢樓蘭

2016年春天，孟憲實接到侯燦先生的一通電話，先生詢問《西域歷史與考古研究》一書的出版事宜。電話那頭，先生語氣平緩卻隱藏著極度焦慮；聽筒這邊，孟憲實雖然對專著的出版沒有確切把握，但仍盡力給先生肯定的回答。孰料，這是他們最后一次通話。

“2016年10月，侯燦先生去世一個多月之后，吳美琳老師才打來電話告知。當時我手握電話，全然不知道說什么，好像連安慰的話都說不出來。”孟憲實的情緒被悔恨塞滿，更令他遺憾的是，侯燦先生沒能等到《西域歷史與考古研究》的付梓。

在2019年10月出版的《西域歷史與考古研究》一書里，讀者讀到了孟憲實寫的一篇懷念侯燦先生的文章。侯燦先生的夫人吳美琳女士也正是看到這篇飽含深情的序言，給孟憲實去了一通電話。“吳老師的電話，讓我興奮了好幾天。這才是世界該有的樣子。”原來，《西域歷史與考古研究》一書出版后，吳美琳看到書中孟憲實撰寫的《懷念侯燦先生》一文，驚醒了。她搜遍全家的各個角落，終于在一個密封的牛皮紙口袋里找到了整整齊齊的《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原稿。“得知報告原稿還在，北京大學的朱玉麒教授比我還興奮。2019年12月17日，風雨交加，我們倆乘車前往上海，從吳美琳老師手里鄭重地接收了侯燦先生的遺稿《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

拿到書稿的孟憲實和朱玉麒驚訝地發現，他們拿到的手稿是吳美琳老師工工整整的手寫稿，上面有侯燦先生的加改，時間定格在1987年3月。“很顯然，我們拿到的稿子是從出版社退回后的修改稿，里面多是漢文，也有英文，還加注了斯坦因等人的篇目。”孟憲實無法想象，一邊是出版無望，一邊還不斷地修改，侯燦先生當時懷著怎樣的思緒啊。

2022年春天的一個午后，和煦的陽光照耀著北京大學靜園二院里外的桃紅柳綠，王守春、榮新江、孟憲實、朱玉麒、沈睿文和張莉等幾十位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的專家學者，歡聚一堂，線上線下共祝《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在36年后的春天出版了。

在孟憲實看來，這似乎是一個輪回之后的命中注定，具有雙重的里程碑意義。“一方面，《樓蘭考古調查和發掘報告》由侯燦先生晚年執教的新疆師范大學資助出版；另一方面，1930年代兩次深入羅布泊地區的黃文弼先生，是出現在這一荒漠中從事考古工作的第一位中國學者。如今《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的出版，正是中國學者沿著黃文弼的羅布泊之路而進入樓蘭遺址核心區考古的又一個新的里程碑。”

（本報記者 劉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