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華錄》借男女真情禮贊的卻是特權美學

“行事不似平民世俗女子，原來是官宦之后。”

《夢華錄》火了，《夢華錄》好在哪？

有人說它傳達了“宋韻”，但劇中濃妝艷抹、富貴逼人，與宋代孤芳自賞、寧靜致遠的美學精神絕非同道；有人說演員是“盛世美顏”，但劉亦菲的其他影視作品并未取得同樣的熱度；有人說畫面精致細膩，但把電視劇當電影拍已非一日；有人說劇情合理，但孫三娘(柳巖飾)投水自殺，漂速之快，竟追上幾天前出發的貨船，堪稱人間魚雷……

其實，《夢華錄》的成功密碼就藏在本文開頭引用的那句臺詞中，它完美地傳達了“特權美學”，正是通過販賣“特權的生活方式”，才贏來一片喝彩聲。

“觀眾緣”來自“特權感”的豪橫

“特權美學”建立在“差序結構”的社會基礎之上。

中國有數千年農耕傳統，形成了獨特的社會形態，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用“水波紋”來比喻它，即以自“己”或自“家”為中心，一層一層地，像一塊石頭打到池塘里的水波紋一般，由近及遠、由深至淺地向外推出去。這種“差序結構”與現代社會“捆柴式”的“團體結構”迥異。

“差序結構”體現在“差”和“序”兩方面。

“差”即對不同人給予不同待遇。

“序”即待遇分配以皇權為中心，誰權力大，誰就自動靠近中心。

“差序結構”塑造了我們的民族心理，包括審美心理，由此形成了“特權美學”：

其一，人物眾多，場面宏大。比如古典小說，《三國演義》出場人物多達1191人，《水滸傳》676人，《紅樓夢》983人，《金瓶梅》850多人……其中大多數人物僅被提及，甚至沒名字，但這種“蜂擁感”最能契合“差序結構”在我們心中的投影。

其二，沒有普遍公義，只有為親殺疏、為尊殺卑：強者天然有侮辱他人人格、違法亂紀之權。

其三，對純潔的偏好：經驗越狹窄就越完美，懂得太多，立失美感。“特權美學”只要壟斷，絕不肯共享。

其四，只談感性，蔑視理性，“感動觀眾”成了尺度，不再是思考人生的路徑。

“差序結構”與“特權美學”互為因果、互相支撐。

“差序結構”以微殖民的方式接管人們的感受，寫小說、拍電視劇不只是美學體驗，還是對權力的體驗——在自己說了算的宇宙中，任性安排他人命運。誰能讀出其中的“爽感”，誰就是知音。于是，讀小說、看電視劇是為了體驗現實生活中體會不到的那種恣肆，這為《夢華錄》準備好了廣闊市場。

就像網絡歌曲《等咱有了錢》中唱的那樣：“直升飛機買兩架，一架掛著另一架；上市公司開兩家，一家擠垮另一家。”只有豪橫，才能把“有錢感”具體化，《夢華錄》每個細節都有漏洞，但它做對了一點：同樣將“有權感”具體化了——美女、冒險、金錢、純愛、當官……自然會有觀眾緣。

趙盼兒真是獨立女性嗎

不否認，《夢華錄》確實也有一些女性自強的內容，但與“特權美學”相比，只是佐料。

以女主角趙盼兒為例，頗有現代氣息，她拒絕當歐陽旭的妾，顯然是在致敬《簡·愛》，但簡·愛相貌平凡貧窮，趙盼兒則是高顏值大款。孫三娘、宋引章則只為凸顯主角而存在，她們一個曾嫁為人婦，一個曾誤入歧途，違背了“特權美學”的標準——純潔。

所以，孫三娘必須和呆頭呆腦的杜夫子結合，以完成《夢華錄》設定的搞笑使命，而宋引章將繼續揮灑“招渣體質”，以凸顯趙盼兒道路的正確。趙盼兒和男主角的“雙潔”設定原本就刻在劇中的人物邏輯中——有人為此感到惡心，還有無數人因此心曠神怡、爽到極處。

但趙盼兒至少兩點露出馬腳：

首先，為了物質利益，趙盼兒有狠毒的一面。

救宋引章時，她想的不是盡快脫身，而是不能便宜了周舍，必奪其全部家財。計謀老辣、狠毒，專攻人性弱點，可一轉臉，趙盼兒又在男主面前大秀清純，用反復洗手表達對墮落的厭惡。即使在個體未覺醒時代，關漢卿也沒好意思這么寫。

其次，依賴型人格。

趙盼兒的妙計屢屢落空，屢屢給主角顧千帆及時出手的機會，由此帶來悖論：趙盼兒號稱獨立，可一到關鍵時刻，總靠男性拯救，而這些“關鍵時刻”多是她一手制造。

露出馬腳，因為“差序結構”自帶的BUG：在差序中，男性必須高于女性，當“愛”被異化成“敬佩”時，趙盼兒如果不是一再碰釘子，感情戲簡直無法展開。

差序結構籠罩的人們，希望看到一個從冒犯到相愛的過程，以爭吵、誤會為開始，在被困與拯救中結下友誼，最終突破限制，成為彼此專屬——愛就是高手對低手的降伏與戰勝。

在“特權美學”眼中，女性的美麗、勇氣、智慧只在被毀壞時才有價值。這就可以理解，為何《夢華錄》要在縣令判棍責趙盼兒時，刻意用慢鏡特寫，抒情地呈現她無助的表情，因為那種“美”能撓到觀眾的癢處——讓他們覺得自己即將出場。

兩個精神殘疾者的偽愛情

顯然，《夢華錄》中的趙盼兒更像個勛章，誰配戴上這個勛章呢？當然是“活閻羅”顧千帆。

顧千帆是典型的“特權美學”造物。他異常殘忍，一報綽號就能嚇暈囚犯，對趙盼兒卻溫柔體貼；他殺人如麻，唯獨不肯傷害趙盼兒；他性格冷漠，對家人對下屬少有好臉，可對趙盼兒，卻春風蕩漾；他為人多疑，偏偏從不懷疑趙盼兒……趙盼兒為何如此“例外”？為何能讓顧千帆偏離性格邏輯的軌道？

因為趙盼兒被簡化成男性成功的標志。顧千帆的一系列反常行為，包括為趙盼兒違反原則、殺人、協同欺騙等，其實是特權輸送。

趙盼兒因顧千帆是“好人”，給了他兇殘、冷酷、暴力的特權，顧千帆因趙盼兒是“尤物”，給了她欺騙、冒失的特權。總之，顧千帆可以殺比他“等級更低”的人，趙盼兒不會道德譴責；趙盼兒也可以騙“壞人”，顧千帆也不會對她道德譴責。

從現代眼光看，趙盼兒、顧千帆均有精神殘疾。

趙盼兒一開始厭惡顧千帆的霸道，對皇城司這樣的特務機構不滿，可只要顧千帆無條件無原則幫助自己，她也愿意放棄自我，按市儈邏輯而感動，并假裝真的愛上了他。

趙盼兒、顧千帆的所謂愛情中有太多特權交易，把殘暴當成英雄氣概，把陰謀當成智慧。而隨著正義、道德、自我等議題的消退，《夢華錄》不得不又回到“朝廷兩派爭權奪利，人人都是陰謀家”的老套路中，成了移植到宋朝的“東廠戲”。

不應美化苦難時代

拒絕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只好執著于表面。可越依賴顏值和布景，就越落入“特權美學”的窠臼中。

顧千帆所在的皇城司(原名武德司)是特務機構，宋太祖“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與唐代的金吾衛、神策軍比，它更專業，開秘密警察之先河。

皇城司常“潛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探事人如此察探京城民間事，事無巨細，皆達圣聰”。宋仁宗號稱賢君，卻因京城流傳《側金盞》一曲，看不懂其中意思，便“皇城司中官以為不詳，有歌者輒收之”。

忌憚皇城司的淫威，范仲淹被貶時，來送別的親友都不敢說話，只有王質“獨留數夕，抵掌極論天下利弊”，朋友警告說，有人偷聽。王質大笑說，我們講的都是治國之道，密報上去，是國家之福。

連宰相王旦與人夜飲，第二天宋真宗(即《夢華錄》中皇帝的原型)卻話中有話說：你們昨天喝得不錯，群臣和睦，我很高興。聞者無不悚然。

宋真宗時期，京城百姓略有怨言，即被下獄，《夢華錄》將這樣的苦難時代說成“全民文青”，將千夫所指的皇城司鷹犬描繪成至情至性的英雄，說明創作者們內心深處尚未擺脫對特權的向往。

現代人格的基礎是自我醒覺，對于傳統，應有一份清醒的批評意識。擺脫“差序結構”，走向法治精神，要從排除“差序結構”對我們精神的扭曲、感覺的扭曲、審美的扭曲做起。影視應與人類的道德敏感相關，應與自我相關，沉浸于“特權美學”的“爽感”，其行不遠。

作者：陳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