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基層治理體系 筑牢社會和諧穩定基礎

基層是一切工作的落腳點，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基層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強調“基層強則國家強，基層安則天下安，必須抓好基層治理現代化這項基礎性工作”，“基層治理和民生保障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是促進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質生活的基礎性工程”，“要著力完善城市治理體系和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完善基層治理體系，筑牢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這些重要論述為完善基層治理體系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建強基層黨組織，確保基層治理正確方向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一條紅線”。黨的建設是做好基層社會治理的政治和組織保證。完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必須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引領基層社會治理始終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

加強政治建設，為基層黨組織鑄魂。政治屬性是黨組織的根本屬性，政治功能是黨組織的基本功能。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提出要“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創新社會治理，增強基層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一名優秀共產黨員，就是一面旗幟；一個堅強基層黨組織，就是一個戰斗堡壘。完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必須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充分發揮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推進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不斷完善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夯實黨的執政根基。

加強組織建設，為基層黨組織聚力。黨的力量來自組織。黨的基層組織是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基礎。完善基層治理體系，必須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健全黨的領導體制，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領導基層治理的堅強戰斗堡壘，使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作用不斷得到強化和鞏固；不斷健全黨的基層組織體系，使黨的組織“觸角”和工作“陣地”持續延伸到基層治理前沿，使黨的基層組織有形、有效、有力地嵌入基層治理體系，實現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全覆蓋工作體系；不斷拓寬、夯實黨的組織根基，讓基層黨支部成為主心骨，讓黨員成為領頭羊，讓各方力量成為生力軍，形成治理大聯動格局。

加強人才建設，為基層黨組織聚才。建強基層黨組織，人才是關鍵。要把基層“強身”和機關“瘦身”有機結合起來，把精干力量下沉，完善有序流動的機制，推動服務和管理力量向基層傾斜。人才興則事業興。牢固確立人才引領發展的戰略地位，選優配強黨支部書記隊伍，從優秀現任村干部、致富能人、復退軍人、返鄉農民工黨員中，擇優選拔政治覺悟高、民主作風好、群眾工作能力強、對村（社）情況熟悉、踏實肯干的優秀干部擔任支部書記，發揮頭雁作用；加強后備人才儲備，將有培養前途的優秀青年納入村（社）級后備干部隊伍進行重點培養，積極引導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建功立業，注滿人才“蓄水池”，發揮人才支撐作用；激發基層一線干事創業的積極性主動性，把留住和用好本土人才作為破解當地人才匱乏的根本辦法，建立健全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所需人才的選育管用留機制與政策，讓更多優秀人才干事有舞臺、成才有機會、發展有空間。

堅持社會治理為了人民，夯實基層治理根基

人民群眾是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底氣。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要貫徹好黨的群眾路線，堅持社會治理為了人民”。完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必須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踐行“四下基層”，走好新時代群眾路線。根深則葉茂，本固則枝榮。“四下基層”即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信訪接待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這是對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好、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把問題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新時代新征程，要充分發揚“四下基層”的優良傳統，學習運用“千萬工程”經驗，推行“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制度，真正做到問需于民、問計于民，暢通群眾利益表達機制，發揮黨員干部在基層治理中的示范帶頭作用，把為民造福作為最大政績，努力破解惠民政策“落不細”、為民服務“跟不上”、群眾意見“上不來”等問題，破解基層治理“小馬拉大車”問題，著力提升基層治理水平。

完善法治保障，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民之福祉，法之所系。推進依法治國，人民是根本依靠，也是根本目的。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提升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必須用法治精神引領社會治理，把社會治理納入法治軌道，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保駕護航。法治思想的根本立足點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法治為人民服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法治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法治體系建設全過程”。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積極引導廣大群眾學習法律知識，增強全民法治觀念，學會用法律保護自己；完善法律體系建設，讓人民群眾有法可依，運用法律保護自己權益；增強法治思維，敢于用法、善于用法，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穿基層治理的全過程，更好地維護人民群眾合法利益。同時，完善各項矛盾糾紛化解機制，發揮好人民法庭、人民調解組織等在普法教育、化解矛盾糾紛、維護基層和諧穩定中的重要作用，引導和激勵基層社會組織、群眾自治組織和公眾有序參與公共決策和公共事務管理，打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推進協商民主，提升基層治理參與水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眾人拾柴火焰高。基層的事雖小，但涉及千家萬戶。凡是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商量。堅持優先協商，強化溝通對話意識，讓群眾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真正享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以協商的方式解決治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一步拓寬群眾反映意見和建議的渠道，積極創新協商形式，開展靈活多樣的民主協商活動，建立更加科學民主的決策程序，形成多層次基層民主協商格局，實現基層行政管理與群眾自治的有機銜接和良性互動，推動基層治理規范、有序發展。

提升治理和服務能力，完善基層治理平臺

為民服務是基層治理的第一要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

完善網格化管理，使服務更科學。網格化管理是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載體。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堅持和完善新時代‘楓橋經驗’，加強城鄉社區建設，強化網格化管理和服務，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切實把矛盾化解在基層，維護好社會穩定。”完善網格化管理，必須明確基層網格的權責范圍，加強基層網格資源的整合，從惠民生、順民意出發，著眼于居民多層次的需求，努力實現“一張網格托底、一個平臺調度、一套體系保障”，最大限度凝聚基層治理力量，著力打造覆蓋全面、權責清晰、功能集成、高效便捷的運行體系，提升基層治理科學化、精細化水平；推進網格化信息系統建設，做到信息專用與共享相結合、信息集成與拓展相結合、信息集約與開放相結合，提升網格化的運行機制與治理效能，在基層網格領頭雁的帶領下，形成群雁效應，全面激發基層社會治理活力。

完善精細化服務，使服務更精準。精細化是衡量社會治理水平的標尺，是推進治理創新的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既要善于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實現智能化，又要通過繡花般的細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細化水平。真正了解老百姓的煩心事、操心事、揪心事，真正做到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在基層治理的實踐中體現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完善精細化服務，必須推動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資源力量下沉，推進審批權限和公共服務事項向基層延伸，使社區成為多種便民服務有機集成和精準對接的平臺，有效滿足社區居民的差異化需要，及時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提高向社區延伸下沉水平，充分利用大數據，了解群眾所思所想所盼，進行需求動態監測，發現數據背后蘊含的治理需求，實現對基層問題的接訴即應，建立智能分撥、精準派單、閉環督導的治理全流程，賦能精準的供給服務，促進基層治理在高效化、實效化中實現精準化。

完善信息化支撐，使服務更高效。打造服務全域治理的基層信息平臺，可以為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科技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信息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統籌發展電子政務，構建一體化在線服務平臺，分級分類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數字平臺在推進基層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內容透明化、治理方式數字化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完善信息化支撐，要充分發揮數字平臺多邊連接、共享共建、整合聚集和系統規劃的功能，實現基層治理精準化和公共服務高效化；發揮好數字技術對基層社會治理的便捷、高效作用，努力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推動基層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創新，從數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充分釋放數字技術紅利和創新紅利，努力讓人民生活更便捷、更幸福；推動各條塊部門扁平化管理，及時公開和共享信息，減少層級傳遞，及時回應群眾關切，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不斷提升基層治理效能。

大道至簡，實干為要。推動基層治理現代化不僅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且事關黨的執政基礎，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完善基層治理體系，必須始終堅持人民立場，滿足人民群眾新期待，提高基層治理水平，持續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筑牢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注入磅礴動能。

（作者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